如何正确认识文，先秦以来，一直在中国美学中讨论不已，刘勰之前，有两种观点是最值得讨论的。一是孟子读《诗经》式的超越字辞层面而进行一种“以意逆志”的心灵上的认识。也相当于庄子的听音乐，“勿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间世》），知音是如何超越耳、心而达到气的层面。二是汉儒的从字辞的诠释而感到的“诗无达诂”的无奈。二者进入到了解释与欣赏的矛盾性的一面。要知心就要排斥字义诠释的严格性，要坚持字义诠释的严格性，就可能失去深层的意义。《文心雕龙》的《知音》并没有深入到这一解释学的关结点。而是则着重讨论了三大主题，一，对不能正确认识和欣赏作品的历史和现实现象进行理论的归类，二，坚持文的原意论和可知论；三，提出正确认识和欣赏文的方法。

在第一个问题上，刘勰把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欣赏作品归结为四大现象：一是贵古贱今，古人的作品就是好的，是今人的作品就不好，最典型的是秦始皇对韩非和汉武帝对司马相如的例子，秦皇初读韩非，汉武初读相如，以为是古人所写，恨不同时，后知是同时人，相见以后，结果是韩非被囚禁，相如遭轻视。二是文人相轻。班固与傅毅，水平相差无已，前者却对后者大加嗤笑，说他写得啰嗦，提起笔来就没完。曹植对于文才很好的陈琳，也进行排斥。三是人的学识太差。为正如凤凰与山鸡明明不同，楚国猎人却把山鸡当凤凰，珠玉与石头显然不同，魏国的居民却把壁玉当怪石。这三种现象都是因为文之外的原因妨碍了对文的正确认识。一是观念作怪，二是人性弱点，三是专业外行。第四种现象是站在文的专业内来谈的。说人是专业人士，但却为专业上的偏好所囿：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偶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知音》）

对于从根本上讲，人是否能正确的认识和欣赏作品，作品是否能让人认识和欣赏，刘勰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知音》）

就是说，作品是作者有了内心之“情”而将之用文之“辞”表现出来。“情”与“辞”有一种对应关系，从一方可以达到另一方。这样，刘勰是一个文的原意论者和文的可知论者。即文之“辞”包含了作者的原意（情），只要欣赏者从辞中去细细找寻（沿波讨源），而这一文中的原意（情）就可以被感知和认识：

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也。（《知音》）

识文的关键在于欣赏者的心，“心敏，则理无不达。”而那些不能正确认识和欣赏作品的人，只是因为“自浅”，即自己的知识不够，从而“深废浅售”，抛弃了内在的深层含义而只接受了浮浅的表层内容。

因此，刘勰提出了正确认识和欣赏作品的方法。首先有具备两点，一是要广泛阅读，全面熟悉作品：“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知音》）。二是要抛弃个人的偏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知音》）。我们知道在解释理论里，读者能否抛弃偏见，偏见究竟作的什么作用，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被谈论不休。刘勰是一个偏见可去论者。有了这两点之后，刘勰提出了正确认识和欣赏作品的技术程序：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知音》）

在刘勰看来。情发生出文，具体的文是按照文的规律来的形成的，因此对文的认识和欣赏也完全可以按照文的规律来进行。情首先体现为一种与之相应的文体和句字，因此是一观位体，二观置辞。文体具体化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个人、一定的写作时空上，有了因具体时空而来“通变”与“奇正”，而置辞又具体地体现为不变的美学规则：事义与宫商，即选用恰当的事类（天地与历史）的相应的音乐性的节奏，来表达情，来形成文。这文，是一种美文，这情是内含在美文之中的作者之情。文主要是由这六方面形成的，读者通过这六方面的“观”当然就可以正确地认识和欣赏这文了。

刘勰的《知音》对于认识和欣赏作品的重要问题，虽然未能展开矛盾，进行深入，但却对以骈文为基础的文的欣赏进行了较好的解说。骈文本来就具有一种程式性，这样刘勰的《知音》偏于对程式性的讨论就是可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