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5篇，构成了《文心雕龙》的文的本体论。这5篇讲了三个关键，一是《原道》讲文来源于宇宙；二是《征圣》讲宇宙之文在圣人孔子那里得到了本质性的定型，《征经》讲这圣人对文的定型本质地体现在五经（书、易、诗、礼、春秋）之中。《征圣》《宗经》讲了圣人之旨与圣人之文，如何来源于天地而又体现了文的核心和本质，成为文的经典。三是《正纬》《辩骚》讲的是由圣人之旨与五经之文这一文的本质进一步显示为文之美，这就是在汉代纬书里的迷途和在楚辞里的正道。这样五经是文的本质性确立，楚辞是文的美丽性发展。作为文来说，抓住了这两点，就把握住了文的性质。而这两点（五经的内质与楚辞的外显）的文化合法性又在于宇宙之道的基础和圣人对宇宙之道的体悟。因此，文的本体论是由如上所言的五大篇章、四大环节（宇宙之道，圣人体道，圣人成文，屈骚发展）、三大要项（宇宙本体，圣人经典，屈赋光辉）这一种三层结构组成。刘勰的文的本体论对时代的超越，就在于他把已经发展到骈文这一历史顶峰的文，归在孔子五经的本质上和屈骚的美丽上。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心雕龙》的整个理论，落实到文上，主要有于两点：由圣人经典内蕴的本质和由屈骚之文呈现的丰富与美丽。

对于刘勰的文的体系来说，文的时代性如何得到宇宙论的和历史论的整体性说明，非常重要。把文归于孔子五经，各类文体就有了统一性，有了文化的思想内核，刘勰就是用这一文的思想内核，严正地反对当时已经甚嚣尘上的文笔的分裂，特别是反对内蕴在文笔分裂中的不顾文化思想内容的唯美倾向，竭力地维护着文的统一。这一对文的整体性和根本性的维护，在后来韩愈的古文运动中，有了另一种形式，就这一维护文的统一的内在精神来说，刘勰与韩愈是一致的。

对于刘勰的文的体系来说，有了屈骚的美丽，肯定了六朝的唯美走向和骈文的时代精神。因此，《文心雕龙》不把“屈骚”作为文体的一种放到文体论中，而是作为本体的一大要项，进入本体论里，实在是非常重要。有了屈骚的美丽，文的本质的另一方面，丽的一面，得到了肯定。把丽作为文的内质的本质性发展，而不仅是形式性发展。对文体的丰富发演化的整体思考就有了一独特的方向，同时对文之理的思考也有了一种独特的方向。正是在对丽的理论性肯定中，才有了《文心雕龙》的如是的理论体系和论述程序和论述方式。对丽的肯定，使刘勰与韩愈的古文运动和古文理论区别开来，而成为六朝时代之美的最好体现。

下面就具体地看看《文心雕龙》里文的本体论的每一要项：

《原道》讲的文的本体论，可以说是刘勰对中国文化之道的一大贡献。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根本范畴，在先秦形成，为百家所共论，在两汉形成了气阴阳五行的系统，一个包含美在内的复杂系统。魏晋玄学，用有无来讲道与世界的关系，道是无而世界是有，也用自然与名教来讲道与世界的关系，道法自然，名教即是自然的体现，既然名教本乎自然，一方面体现了名教的合法性，但另方面也可以说明名教是对自然的限制，从这一面讲，就可以要求越各教而任自然。在这里从王弼、何晏到嵇康、阮籍到郭象、向秀，产生了哲学多方面的思辩与智慧。从先秦到魏晋，道的本体论都在一个天地整体中被讲述，而刘勰则在六朝唯美潮流中，从美的方面来讲道。把文之美归于道之美。从本体论上讲中国文化的宇宙是一个美的宇宙。正是这一美的宇宙必然要产生而且果然产生了美之文。《原道》呈现的是，人之文来自天地之文。天地之文是与宇宙一道产生的，天地之文即自然之美。自然本美乃宇宙之道

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以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皇，故形立而章成矣，声发而文生矣（《原道》）

对于刘勰来说，宇宙之美最后是体现在骈文这一文之美的极致，骈文的特点是形、声、情的统一，而这形声情的统一，也在基于宇宙之美的本体论基础上的：

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青黄白赤黑）是也；二曰声文，五音（宫商角徵羽）是也，三曰情文，五性（喜怒哀乐怨）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情采》）

骈文最主要的特征是对偶句，在刘勰看来，对偶也是建立在宇宙之美的宇宙本体论基础上的：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

在骈文的时潮中，刘勰给出了一个美的宇宙本体论，从天地之道之美到人文美到文之美，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当我们看到后来的韩愈等人把道归结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以一种道德之道作为文之道的本体时，两个时代的差异显示出来，两种宇宙本体论的不同呈现出来。

对刘勰来说，天地生人，人心生文。人产生天地，作为天地之心，当然要用人之文来反映天之文。正因如此，《原道》呈现了，人类社会伊始，从伏羲到炎皋到唐虞到益稷，到夏商周，最后到孔子，人之文，就从产生到发展到定型，都是沿着宇宙之道而来。如果说，后来韩愈以来的道德本体论，在历史叙述中，构成筑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那么，在六朝玄学的氛围里，刘勰讲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文历史：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原道》）

天地自然本身是美的，人之文是为了反映自然之文而产生的，而这一反映本身就是天地之道的反映，这一反映在从伏羲到孔子得到了完成。历史的叙述是一种围绕着美学的叙述，孔子的重要不是像韩愈以后所认为的那样，作为一个从唐尧到孔子的道德道统的完成者，而是如在六朝的共识中所认变的那样，从伏羲仰观俯察天地之文而划八卦到孔子因文而明道，是一个文的完成者。因此第二篇是《征圣》。

《征圣》说：“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辞矣。”文在圣人那里得到了本质性的完成，《征圣》通过孔子对文的运用和孔子时代人们对依照孔子精神对文的运用，得出自己的命题：圣人之文体现了文的本质性内容。对此刘勰总结为四点：一是“简言以达旨”，二是“博文以该情”，三是“明理以立体”，四是“隐义以藏用”。文之所显在于人内心的旨与情和宇宙中的理与义，而文的形式可以根据旨、情、理、义而多种多样，或简、或博、或立、或藏，文的丰富多样无非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征圣让我们把握住了作文的本质。目前存留的圣人的只言片语虽然也反映了圣人的精神，但要对圣人的文的思想作一全面的把握，要从圣人花了大力气去整理并不遗余力地加以传播的经典上。五经，既体现了文化的历史承传，又体现着孔子自身博古通今的博大思想，且具有一种体系形态。在这一意义上，圣人之文主要体现在经典上，因此，第三篇是《宗经》。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也。（《宗经》）

刘勰看来，“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的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在文的本体论里，有两大内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五经包含了文的基本内容：

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宗经》）

“《易》张十翼”，孔子作的十翼，解释易的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构成一个天人之际的解释系统，让人们看到文的系统性；“书标七观”，孔子说过，《尚书》六誓（《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秦誓》）可以观义，五诰（《酒浩》、《召浩》、《洛浩》、《大浩》、《康浩》）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从中可以领悟到历史演变的多面意旨；“诗列四始”，孔子删诗，让风雅颂各得其所，风诗体现四方各国的思想情感，小雅呈现下级官员的思想情感，大雅呈现高级官员的思想情感，颂是宗庙里的思想情感。通过诗，天上地下神人鬼的关联，东西南北中各阶层的思想，得到了体现。“礼正五经”，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春秋》五例”，杜预说：孔子作《春秋》，为例之情有五：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即孔子用春秋笔法显示了作文的基本技巧。在五经之中，文已经有天人，历史，四方，仪式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以及表现这些内容的原则、形式、方法。也就是说，五经中内蕴了文的核心内容。

第二，文体的发展和丰富是在五经的基础上产生的：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1]、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宗经》）

这里引文体25类，都分别归源于《易》、《书》、《诗》、《礼》、《春秋》这五经。虽然《文心雕龙》中所讲的文体并未列举完全，但其实是用一种列举代表的方式，说明一切文体都源于五经，从而“百家腾跃，终入环内”。总而言之，有了这“致化归一”的圣人孔子，有了这“分教斯五”的文化经典，就有了天下一切文的核心。而文的发展，也要由这一核心来说明。文的发展以这一核心为基础，在坚持这一核心的同时，要向什么方向去，实际上又向什么方向去的呢？这就是《正纬》与《辩骚》的内容。

《正纬》指出文在发展的一种错向，这就是两汉中对经加以注解和补充的“纬“的产生；《辩骚》显示文在发展中的应有正途，这就是屈骚的出现。经本有天人感应的神迹一面：“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正纬》）。但“纬”却在宇宙之真的基础上，加上了伪。我们知道，在今文学派里，纬与经一样，是有宇宙论的真实性和思想上的正确性的，而古文学派出来并取得学术上的主流地位后，讳就遭到了汉代经学中回归理性的反对。而这伪，从文的理论来说，违反了文的基本核心：事实之真与情志之真。刘勰指出了纬的四种“伪”，并对汉代学者桓谭、尹敏、张衡、荀悦对“讳”的批判，表示赞同。然而，刘勰又看到，讳在违反事实之真与情志之真的同时，却在文的美学性方面有所成就。比如，当其杜撰“羲农轩皋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鸟之符，黄金紫玉之端”的时候，其内容绝对是假的，但又显出了“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因此，在刘勰看来，它“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因此，对刘勰来说，《正纬》就是要对讳的优点和缺点，有正确的认识。讳虽然“有助文章”，但“无益经典”。而对“有助文章”来说，屈骚达到了最高的成就，因此，《辩骚》成了文的本体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项。

对刘勰来说，屈骚的意义，在于其坚持圣人之文的精髓的同时，又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新变”。而正是这一“自铸伟辞”的“新变”，为文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丽的追求）和榜样（多样丰富）。因此，文的本体论，如果说，宇宙之道与圣人之文是内在基础，而屈骚则达到了完成和完美。

由于屈骚是文的新变，因此两汉学人对屈骚的出现感到困惑，争论不已，刘勰引了最典型的屈骚评论者刘安、班固、王逸、杨雄、孟坚的观点，但在刘勰看来，他们不是“褒贬过声”，就是“抑扬过实”，都“鉴而弗精，玩而未核”。因此，刘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 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这里既有“同于风雅”坚持圣道之文的一面，又有“异乎经典”开创新辞的一面，但正是后一面，使屈原成为“词赋之英杰”，攀上了文的高峰。而且，前面讲的“同于风雅”的四面，是从沿着汉代理论家的视点，从理的层面讲的，那么对于文来说，更为重要的不是理的层面，而是“志”与“情”的层面。转入这一面，屈骚的伟大就更加显示出来了：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采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辩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