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一统，特别是孙叔通在汉初制礼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王朝的礼制建筑日益完善，虽然汉末魏晋有名教与自然的论争，而礼文化仍就是在南北朝的分治中也仍然进行，这一礼文化的建设在唐代的开元礼中达到了体系的完整呈现。

（一）两汉与礼文化思想核心的建立

秦王一统，汉承秦制又而加以完善，其重要方面即礼文化的建设。汉代礼文化的形成，体现在制度仪式上，如，与天地社稷相关的郊礼的体系化（天道），与祖先相关的庙礼的体系化以及家礼的体系化（亲亲），与帝王威仪相关的朝廷礼仪的体系化（尊尊）。但正如在秦汉的政治中心与宗教中心的分离，历经多代才回到与古代文献所讲的古代相合的二者的统一上来，秦汉的礼学结构，从《汉书》《后汉书》关于礼乐、郊祀、礼仪、祭祀诸篇可知，与文献上所讲的周礼的五礼结构不同，到东汉末年才回到五礼结构上来。然而，对两汉来说，礼文化的成就更主要是体现在思想建设上，这就是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班固《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在继承孔子等先秦儒家的“三正、三顺 [1] 的话语的基础上结合汉代的大一统，提出三纲五常理论。三纲即在文化最重要的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上确立尊卑等级关系，《礼纬·含文嘉》第一次将之表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3]373～374}五常，在《汉书·董仲舒传》和《白虎通义·性情》中明确地表述为：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成为礼文化的基本观念。三纲，第一，强调家国同构，第二，是家国同构的主体关系，班固的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是三纲的同质性扩大。五常是处理三纲六纪的伦理心理和礼仪法则。一方面，三纲有了五常，在等级性的尊尊上加上了亲情型的心理。另方面，五常支持三纲，亲情又被内入到了礼法的威严之中。从礼文化的角度来讲五常，礼是核心，仁要求对礼所规定的要发自内心的亲情之爱，义是为守礼而自为克制乃至牺牲，而对他人的不守礼予以打击，信是对礼的信仰和诚信，智是用智慧的方式去对待和维护礼。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礼文化，对家国同构的大一统，进行了思想、伦理、制度上的规范。成为两千年来制度儒学的主体。

（二）名教与自然

汉代确立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文化，立志于将之“教化”于天下。“教化”正为汉代的关键词。教化的核心在于正名，即在君臣、父子、夫女以及由之而扩展来的一切社会关系中进行正名分，定尊卑。即以名为教，因而汉末魏晋被称之为名教。“名教”成为汉末两晋南北朝的关键词。汉末乱世，纲常瓦解，经学失势而玄学兴起，在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之中，作为思想主流的玄学，开始了对礼文化本身的哲学思考。正始玄学的王弼、何晏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命题。这意味着名教本身是建构起来的，它的根本性不在名教本身，而在自然之中，而玄学的自然，不是两汉经学中实体性的天地，而是玄学中虚体性的无。会引出这样的问题：名教怎么样才能证明自己作为现象是符合道的本体的呢？竹林玄学的稽康、阮籍正是在玄学的无（本体）有（现象）框架中，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既然名教是现象，自然是本体，那么应当超越作为现象的名教而走向本体的自然。在稽阮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任心而行，抱情独往的超越名教礼法的魏晋风度。为了纠正这种越名教的走向，元康玄学的郭象、向秀提出了“名教即是自然”的命题，用自然来保卫名教。玄学思想的三阶段的演进，呈现了名教在经受了玄学思想（包括与玄学相通的释道思想）的冲击中站稳了立场，守住了自己在文化中的中心位置。魏晋南北朝是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动荡时代，儒家的纲常名教在玄学、佛教、道教的冲突和互动中，在社会和民族的冲突和互动中，进一步演化，从西晋初年《晋礼》（165篇）的编撰到南北各朝都注重以五礼为内容的《仪注》大典的编写，礼文化虽然遭遇艰难但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主体地位。

（三）唐代礼文化的多元建构

礼文化唐代得到很大的发展，集中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以《开元礼》为代表的朝廷礼学体系。隋朝一统就开始修定《五礼》（130篇）唐朝开始，即不断制定和完善礼文化，从《贞观礼》《显庆礼》，到玄宗时的《开元礼》，达到了一种完善的礼制，对后世影响甚大。《开元礼》共150卷，体系整严，内容丰富。对帝王、百官的政治活动与他们（包括庶民的）日常生活作了详尽的规定。除序例3卷外，吉礼75卷，内容有祭天神、祀地抵、享宗庙三大类。宾礼2卷，涉及蕃国和四夷的往来礼仪。军礼20卷，突出皇帝亲征、讲武、田狩、大射、合朔伐鼓等。嘉礼40卷，包括冠礼、婚礼等50项。凶礼20卷，有凶年贩抚、劳问疾苦、五服制度、丧葬程式四大类。呈现了唐代礼文化的方方面面。二是礼文化的普遍化与日常化。唐代是一个门阀贵族衰落，庶姓士族兴起的时代，礼文化向庶民的普遍成为趋势，不少通俗易懂，很适大众民阅读的礼文化读物出现，如《珠玉抄》、《励忠节抄》、《辨才家教》、《贤愚经》、《婚仪》、《劝教歌》、《朋友书仪》、《太公家教》……如《珠玉抄》“十种札室之事”，“十无去就”，“五不达时宜”，^[14]44～45都很生活化。如“十无去就”就很通俗讲了要避免不合礼仪的行为（不扣门，直入人家；主人未请，先上厅；主人未劝，先举匙筋；宴席不慎涕唾；不离坐，便漱口，等等）。这呈现了整个社会对礼的讲究。三是作为礼文化之理论基础的经学发展。体现在官方的经学上，西晋以后，南北经学分途，隋唐一统，经学随之综合。在唐代朝廷的大力支持下，颜师古《五经正本》在经学的文本达到了统一，孔颖达《五经正义》在经学的当代诠释达到了统一。特别是孔颖达的正义，对后来经学诠释有很大的影响。四是中唐以后在社会的发展演化中，儒家的纲常伦理受到各方面的挑战，韩愈担当起了高扬儒学，重振纲常的重任。一是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家道统。这一道统显示了儒家庞大而源远流长的圣人体系，对抗佛道的形象体系。儒家圣人体系的核心，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伦理，针对的正是佛老不讲或轻看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二是儒家纲常又针当时藩镇割据的现实，要求臣下要绝对地服从君王，维护中央王朝的权威；三是针对当时社会秩序失序的现实，强列要求维护和回到君君、臣臣、民民的理想状态，保持社会的等级秩序：“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15]217～218}

以上四个方面相互关联，唱出了唐代礼文化的时代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