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 

[内容提要] 西方哲学的事物概念，重在其元素和结构。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成关于事物整体、种类事物、具体事物的理论。近代以来经验主义的归纳法、理性主义的第一原理在事物的宇宙整体呈出困境，典型地体现为康德的物的现象界和本体界的物本身的区分。现代以后，英语哲学界和大陆哲学界分别从三个方向对事物理论进行了推进，从而与其它文化的事物理论处在一种交汇点上。

[关键词] Thing（事物），词义起源，基本定型，概念演进

    Thing（事物）是哲学的基本概念。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thing随西学东渐进入中国，被汉译为“事物”，而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概念，但在中国现代哲学的事物概念里，却只有物之含义，没有事之含义。这不但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事物的词义不同，而且也与西方thing的含义不同。

    西方的thing（事物）包含着物与事两方面的内容。查英语词典，thing除了具有物的词义之外，还有事的含义。比如可释：a special situation(特殊境遇)，an action（行动），an event（事件）[1]……不过在英语规则中，上述与事相关的词，又可以而且确实用了冠词来把动态静止化，把事转化为物。当然，这一转化能够成功，成为普遍的认知，在于由西方兴起的世界现代化潮流。现代性的特征，从正面讲是科学化，首先是用经验态度和实验室方式来对事物，把任何东西都归纳为一个物，可以到实验室里进行解剖和分析；然后用理性态度（所谓科学逻辑）进行整体的归纳。从反面讲是去魅化，即从经验态度到实验方式到理性总结，都把与西方型的科学-理性-逻辑相反的宗教、玄学以及一切怪力乱神全排斥出去。现代性体现在经济上就的工业化（由可计量的部件构成的整体），体现在政治上就是民主化（由可计量的选票筑成的权力）。现代性特征对思维的影响，就是要把动态变成静态，将虚体转成实体，以便进行科学思考。正是这一历史的大变动引起了语言的大变动，thing在这一变动中，“物”的一面被突显了出来，事的一面被遮蔽了，在语言运用中需要表达“事”的内容之时，也用其它具有明显事的含义的词，如event或affair等等。也正这一潮流和东渐，中文把thing汉译为事物，事物里没有了事而只有物。然而，当世界的现代化升级为全球化之时，西方的thing的事的一面又突显出来。如艾布拉姆斯的书Doing Things with Texts里的“thing”，就只宜释成“事”，中译本确实译为《以文行事》。作为哲学概念的thing（事物）正在进行的变化，让人不得不思考：thing（事物）的词义在西方语言和西方哲学中究竟是怎样的？其词义的内涵和演变对西方哲学和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的演化意味着什么？

恐怕，这就得从thing（事物）的起源讲起了。

                           一 西方哲学thing（事物）概念的起源

    西方文化中的thing（事物），按网上英语维基词条的说法[2]，普遍地存在于各种西方语言之中，如古英语的þing,古日尔曼语的 þingan; 德语的Ding, 丹麦语和挪威语的 ting.在这些语言中，最初的词义是 assembly（大会）。这种社会-政治上重要的assembly（会议），从客观上讲，是把社会-文化-政治上的重要之事集中起来讨论，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thing（事物），具有普遍性；从主体上讲，意味着单个的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整体，这本身也为一个重要的thing（事物），具有普遍性。这里最为重要的是，西方之人是具有独立性的entity（实体），意味把某物与其它区分开来而具有明晰的自我身体意识[3]。由这样的实体组合成的大会，让assembly就具有了“装配”和“组合”之义。事物是由此装配或组合而形成。会议上要讨论一个个特殊的论题，因此，词义由assembly而进入到object（对象或目标）。这些object都是十分重要的thing（事物/东西）。与此词义相近的，有拉丁语的res（thing）,词义为 legal matter（法律事件），还有旧日尔曼部落的Ding(审判会议,最初为Thing)[4]。

    在thing的词源中，assembly（庄严聚会，装配、组合）构成了词义核心。显示了西方文化中的事物，是一个组合或集合或装配起来的实体（entity）。在这一词义后面，暗含了西方文化对thing（事物）本质的认识：决定事物之为事物，重在其元素和结构。

    西方思想源于希腊，按英语维基百科thing在不同语言体现里所列，希腊文中关于thing（事物）的词有三个。πράγμα（prágma），πλάσμα (plasma)和 υποκείμενο（ipokimeno）[5]，这三个词在网上“对译辞典”进行希英翻译，分别为：thing（事物）、creature（造物）、subject（主体或主题）[6]。前二词都强调由所“做”而来之事物，第三词应该是一语双关地既强调了事物之所被做的主体，又指出了对被做事物进行归纳的主题。看来希腊语的thing（事物）是由强调“做”而产生出来的。而πράγμα（prágma）和πλάσμα (plasma)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deed 或act）“做”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的thing（事物）。[7]πράγμα，按《古希腊语汉语词典》，此词用于单数，主要是做出来的事和行动。由做（行动）而来的事，从一般上讲，成为事实；从重要上讲，成为重要的事或重要的人，形成对城邦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和战事。用于复数，是情况、状况，从公共性上讲，成为城邦的大事、政事、政权；从个人性上讲，成个人的私事，从现实性上讲，（由众多自由公民组成的城邦和由众多各自独立的城邦形成的希腊世界。个人和城邦所“做”之things，以及在人之外的神或命运所做之things，往往也）成了麻烦、困难、烦扰。[8]总而言之，πράγμα是由人去“做”而产生出来之“事”（thing），而形成了存在之“物”（thing）。

    πλάσμα，网上英语维基词典πλάσμα辞条[9]显示，此词也用于人的行为所形成之物，但此词表达的行为更应被视为“创”。因此由πλάσμα（创）而来之事物（crature），可以是图形、人物、形象，以及特别突出创制性的body（物体），由于是被创制而产生，就既可以是接近现实或原型是肖像（counterfeit），也可以是远离现实或原型的虚构（fiction），乃至于是作假或伪托（pretence），甚至是delusion（错觉或幻想）。总之，πλάσμα是由“创”而来之“事”之“物”。 πλάσμα 之“创”比πράγμα“做”具有更广泛的性质。如果说，πράγμα（prágma）之“做”讲究实事求是，格物致知，并因此成为美国Pragmatism（实用主义）一词的来源。那么，πλάσμα之创，则可实可虚，可好可坏，进而成为语言上的说话和写作的风格，成为音乐上的演奏技巧和感应效果。

    由此三词，可知希腊文中thing（事物）的特点，事物由“做”而生，“做”事“成”物的是神，人就像索福克涅斯的悲剧一样，处于一种命运的悲剧感之中；“做”事“成”物的是人，人就可如普罗太戈拉那样，宣布 “人是万物的尺度”。希腊人的thing（事物）就是在神学与哲学的二重奏中产生。

    古希腊的轴心时代，正是哲学战胜神学和诗学并按哲学的方式改造神学和诗学的时代，因此，面对万事万物，从哲学的角度探求作为总名的thing（事物），希腊人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追求事物的本原什么，这是从古希腊的第一位哲学泰勒斯就开始的方式，泰氏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本源论其实是一种元素论，要讲的就是所有的事物，是由什么样的元素构成（或来自于什么样的基本元素。对于什么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希腊哲学家分成了实体派和虚体派，泰勒斯、阿拉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属于实体派，三人分别认为万物本原是水、气、火；阿拉克西曼德和毕达哥拉斯是虚体派，他们认为本原不是某一具体的元素，而是超于具体元元素之上的东西，在阿氏那里是“无规定者”，在毕氏那里是“数”。但这所谓的虚，还是实的，只是这实，不是具体实物型的元素，而是各元素之上的某一抽象方式（阿氏的能动原则和毕氏的数理原则）。实体派的进一步前进，就是德谟克利特的atom（原子）。虚体派的进一步前进，就是巴门尼德的being（是/有/在）。纷繁复杂各不相同的万事万物，之所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总名（事物）去把握，在于它们都由基本的原子所构成，都存在（to be）着，都可以用“是”（to be）去指称它们。事物的本原是由原子所构成的（这里，西文thing中的assembly的内容呈现出来），这些原子可以to be（成为）不同的事物，又可以被抽象地和本质地成being（存在）。这里，西方形上思考显示出来。

                     二 西方哲学thing（事物）概念的演进与定型

    希腊的事物在演进中由thing到being的形上演进，尤具意味。面对事物要认识它，包括希腊语言在内的西方语言用to be（是/在/有）来描述: 这是（is）一个人，那是（are）几棵树，这里曾有（was）一间房，那里将来会有（will  be）两座桥……但每当我们说to be之时，无论其是单数、是复数，是现在时、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其事物都是具体的某物（something）。但从时态上可知，具体事物有生就有灭，注定是有时间性的，是暂时性。而哲学要追求本质和永恒。怎样超越具体事物的具体性，而得出适用于一切事物的共性呢？希腊人（也是后来西方人）的方式是，只有说出to be（是、存在、有），但又不说是具体的什么（to be something），才能走向本质、抓住永恒。因此把be加上ing，名词化，就成了区别于现象的具有本体含义的being（存在）。Being不是（也没有说出）任何具体的事物，好像把“有”（being）变成了“无”（nothing），但这一这“无”恰恰是所有事物之中都存在的本质（Being），因此，它不是无而是有（Being）。第一个拈出Being作为万事万物本质的巴门尼德坚决地否定了“无”而肯定了“有”。

我们不能不这样说和这样想：只有存在物是存在的。因为存在物的存在是可能的，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

存在物……或者是永远存在，或者是永远不存在。

我不能让你这些想和这样说：它从非存在物中产生。

——巴门尼德残篇《论自然》[10]）

    巴门尼德提出的Being中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就是把以前哲学人关于事物本原的动态性变成了静态。从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阿拉克西美尼，到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不但具体的事物是动态的，而且具体事物后面的本原也是动态的，水、气、火是动态的：“一切皆流”“干湿聚散”“永恒燃烧”，无规定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能动”，数的规律就是数的展开：1、2、3、4……就是由点而线而面而体……巴门尼德的Being不但显出了非具体性的本质之有，而且显出了非动态性的本质之静。

    巴门尼德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柏拉图的超越一切而又指涉一切的ιδεa（form/idea/理式）和亚里士多德面对具体事物而确定此事物之为此事物的oυσίa（substance/本体）。柏拉图的理式，有多种含义和方向，但最为主要的一点，是对事物的类别进行本质性的规定。用柏拉图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床后面有一个床的理式。只有把握了这一床的理式，才能理解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床。亚里士多德的substance（本体/实体）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具体事物的本质进行了规定。亚氏看来，一事物有很多属性，可以总结为十大范畴：oυσίa（本体/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位置、时点、姿势、所有、动作、承受。其中，只有oυσίa（being）是此物之所“是”，是本质性/实体性的，决定了事物之为此事物。其它的表现为事物的共性在此物上的出现。oυσίa（substance）让巴门尼德的普遍宇宙本质论进入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特殊事物的本质论。巴门尼德具有宇宙大全性的Being，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两个层面和两个方向的推进，不但构成了西方关于谈论事物的体系的结构（从决定一切物之具有普遍的物性之Being，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各类事物之为此类事物的理式（form/idea），再到某一事物之为此一事物的substance（本体/实体）。而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的发展，不但完善了希腊哲学关于事物的结构，而且在思想和词义两个方面把巴门尼德的在Being上转“无”为“有”的本性原则进行了完善。柏拉图从Being的思路出发，引进了具有形象词义的ιδεa（理式），此词在从荷马到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的演进中，由于在思想引入Being的理路，而成为抽象的form（ιδεa/理式），而 Being以form（ιδεa/理式）面貌出现，“无”的意味全然消逝而“有”的意义赫然显出。同样，亚里士多德的ousia，在希腊文中，是eimi（be）的阴性分词，而当其成为表达具体事物本质的substance之时，Being （来自于eimi的中性分词）的“无”的意味全然不在，而“有”的特征明确显出，substance在中文里既译为“本体”更多地被译为“实体”。两种译法强调的都是“有”。

    亚里士多德用substance解释了具体事物的本质。但解释具体事物，就得对面具体事物的丰富性，这一丰富性不但要从十大特点（即十范畴）中区分中本体和非本体，而且还要对事物之为事物，从具体的角度提升到普遍因素。于是提出了四因说，任何一个事物，能成为这一事物，需要四个因素：质料因（即事物的质料构成，比如一个人体石雕，质料因即石头），形式因（即事物的形状，在人体石雕中，形式因就是人的形体），动力因（即事物产生的原因，在人体石雕中，是雕塑家的创作意图），目的因（即事物所以要这样出现，如在人体石雕中，雕塑家的为了一个目的创造出此雕塑。在希腊文中，目的和终点是一个词：τελos，事物产生的那一时刻，过程完成的终点，已经把目的包含在其中了。任何事物之所以产生，都有目的性。在一定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形式、动力、目的可以归结为形式。因此，也可以说，事物是由质料和形式二者组成。在亚氏理论里，十范畴和四因，构成事物的结构。这一结构有如此的特点：第一，在具体事物中区分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本质属性是此物专有的，非本质属性是众物共有的。在实体性中有西方文化对个体独立性的强调；第二，四因说里，质料因（组成的物质成分）是非本质的，形式因（事物得以完成为此事物的结构形状）是本质的。对人造物来说，形式来源于人的意图，对生物来说，形式来源于物种，对万物来说，形式来源于神。在四因说中，隐含着对主体性的强调。而动力因让巴门尼德那里静态的Being又动了起来，具体事物是在时间、变化、过程之中的。总之，亚里士多德这里的事物理论，把以前的事物理论包含在其中，又给予了具体化。西方文化中的事物，成了实体性的，这实体是可以用逻辑进行明晰的分析的。

    综合上所述，西方的事物，以三个层次表达出来，一是宇宙层面，即Being（是本身），形上的、抽象的、静态的，二是种类层面，即ιδεa（理式），呈现为理式-实物-艺术之间的模仿关系，三是具体事物，即substance（实体性的本体），呈现为十范畴与四因。对这三个层面进行总括，四词以蔽之：实体、可分、逻辑、明晰。西方的事物概念以此四词为基本。

                        三 thing（事物）理论运用于具体事物的分析

    在西方哲学中，如何用一般的事物理论去分析一个具体事物呢，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甚称经典。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十范畴、四因、二因。这是一个层套结构，首先是十范畴：oυσίa（本体/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位置、时点、姿势、所有、动作、承受。一物之为一物，包含了这十个方面，以某一人为例：oυσίa是此人之为此人的特质，中译为本体是指他是此人的根本。中译为实体，意味着这本体一定是实在的，讲得清楚的。数量（quantity）是指他有身高三围等数量特征，数量是可变的，随人的生长和健康状态而定。性质（quality）是此人（禀有或获得）的性质，这性质一旦拥有，是不会变化的，如黄皮肤，懂外语等。关系（relation）是指此存在物因某种关系中形成的性质，如他是儿子，是因有父亲，他是矮子，因低于此地的平均身高，等等。位置（place）是指此人总是处在一定的方位之中，如在家里、在市场、在山上。时点（date）是指此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之中。状况（posture）是指此人总是具有一定的姿态，如坐着、躺着、走着。属有（possession）是附在此有身上的东西，如穿着某一样式的衣服，带着武器。动作（action）是此人在主动进行的活动，如打枪，作手术。承受（passivity）是此人被他人或其它力量作为活动对象，如被射击、被手术。十范畴构成了具体事物的结构，这结构有最本质的oυσίa，有相对稳定的性质和关系，有变化中数量、位置、时点、状况、属有、动作、承受。但其共同的特点是皆实实在在，可以清晰定位，是实体的。特别是oυσίa本是超越实而要把具体之实与普遍之虚关联起来的虚（只讲是不讲是什么的being），在这里也被实体化了，正是亚里士多德这样使用之后，oυσίa在变成拉丁文时成了substantia（即英语的substance，实体），词义是“作为事物基础之物”，进而成为基本实体（fundamental entities of reality）[11]。同样，oυσίa经过在闪族诸语特别是在阿拉伯语的跨界旅游，受阿拉伯哲学的影响之后，回到拉丁语时，变成了essence（本质）[12]。总而言之，十范畴已经完全排除掉了“虚”，成为是彻头彻尾的实。十范畴被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归结为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前面讲了，后三因可以总归为形式因，因此，四因最后被归结为是二因：质料与形式。十范畴中虽然排斥了“虚”但仍然包含着“动”。四因之中“动”的内容由动力因和目的因支持，动力因和目的因让一事物之成为此事物，并按照整个宇宙和物种自身的目的而进行着自身的演化。而到了二因结构，与动相关的二因被包含在形式因里，从四因到二因的过程中，动的方面被大大地减弱了，当只以二因出现。形式因被突出，动的方面基本上可以不考虑了。因此，西方文化的事物，十范畴-四因-二因，是一个理论整体，但从十范畴到四因到二因，又是事物从外到内，从现象的丰富性到结构的抽象性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的特点，第一是排斥事物之“虚”，第二是排斥事物之“动”，而让事物成为实体和静态的事物。

    这个二因-四因-十范畴的理论体系，是以实和静为根本，要求确定，这一确定是以在一事物与周围事物之间清楚划界来实现的，提升到理论上，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和定义方式。亚里士多德逻辑把由巴门尼德以来的对“是”的强调，落实到对具体事物的定义上。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关于具体事物的理论范式的确立。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革命只是用实验室把这一定义方式科学化了。在实验室中，质料被进一步地细化为元素（分子和原子），形式也成了物种的样式。事物的定义在实验室中被科学地和逻辑地得出。实验室的墙把事物与外界隔离开来，使科学的定义能以进行和得出。还不能进行实验室的事物，则被学科体系进行分门别类的划分，以实验室精神进行观察、推理、归纳、定义。这一实验室的科学范式，被用于广大世界，整个自然界，特别在工业生产之中。现代性运动就是在西方关于事物的理论指导下的改造自然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的好好坏坏，都由这一改造自然而来。由实验室和逻辑上的分隔而形成了具体事物的精确。这一精确也只是元素和结构的精确，这种精确，从元素和形式到结构与功能，但始终因分隔在一个确定的范围里而获得。一旦要把划界取消，要从多种关联中来重新看待此事物，以前被排斥和遮蔽了的虚和动就会出现。西方文化在科学、哲学、逻辑的不断演进，到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之时，各学科都在自身的发展中走向打破学科壁垒的跨学科性，这意味着引进了虚和动。正是虚和动的引进或出现，西方文化进入了对事物理论本身的重思。

                          四 Thing（事物）理论用运于事物类型之分析

    在西方哲学中，如何用一般的事物理论去分析一类事物，柏拉图的理式论可以成为经典。柏拉图认为，不同的事物之所以可以分为一类，是在于这些不同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式。正是这一共同的理式，决定了这些不同事物的共同本质，从而可以通过对理式的认识而把握不同的事物。因此，理式成为对事物进行分类的模式。然而，当我们面对事物的时候，会发现事物的共同点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实体性质，如桌子、椅子、狗、鱼……二是特征性质，如白、高、美、香……柏拉图的理式论在事物的实体性质上取得了理论上的成功，在事物的特征性质是却遭遇了理论的困境。

    前一方面的言说，典型地体现为《国家篇》中的“床”之例[13]。在现实中有各种各样的床：儿童床、大人床、单人床、双人床、木质的、石质的、铁质的，素雅的、装饰繁复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明明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把它称为床。因为它们后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床的理式，正因为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理式，我们才可以把它们都叫做床，而且正是因为我们把它们叫做床，而得到了关于这些不同东西的共同的本质。因此，不同的事物之所形成一个种类，在于它们拥有共同的本质。在西方文化里，关于事物的分类，正是用这从众多的个别（殊相）找出共同的本质而达到抽象的一般（共相）这一基本方式来获得的。

    后一方面的探讨，深刻地表现在《大希庇阿斯篇》[14]关于美的本质的追求中。现实中有各种各样的美：美的陶器、美的餐具、美的马儿、美的绘画、美的建筑、美的姑娘……陶器、餐具、马儿、绘画、建筑、姑娘等，明明是不同的东西，而我们却用美去指称它们。为什么我们可以用美去称呼它们，它们为什么可以被人们用美去称呼呢？在于这些事物都共同的拥有（分有）了美的理式。是美的理式让这些事物成为美的事物。然而，在这篇对话中，从这一基本理论出发去寻找美的本质，最后却失败了。

    为什么桌子的本质很容易得出，而美的本质却难于定义呢？在于桌子是实体性的，是自足的，面对一张桌子，如果有人说这不是桌子，肯定错了。美是关系性，面对一个人，有人说美，有人说不美，你还不能判定那说不美的人错了。对于一个人。就实体性（substance）而言。无论怎么样，他（她）都是人，确确实实；但就关系性而言，他面对父亲时是儿子，面对儿子时是父亲，面对妻子时是丈夫，面对政府时是公民，是不断变化的。具体事物应该对之进行怎样的本质定义和进行怎样的分类，在柏拉图的理论里已经呈出了困难。比如一张白色木质的方桌，在对之进行类型的归纳中，既是具体的桌子（分有桌子的理式），又是具体白（分有白的理式），还是具体的木质（分有木的理式），亦是具体的方（分有方的理式）……这张白色木质方桌处在一个巨大的种类网的多重关系之中。如何破网，亚里士多德提出十范畴，而在十范畴中提出本质属性的oυσίa（本体），以区别于其它九种非本质属性的范畴。划界成功了，定义可以由之得出。西方型的分类可以进行下去了。

亚里士多德分类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文艺复兴以后的学科体系的出现。现代大学的学科体系，就是西方文化的分类体系。在这一学科体系里，实体的分类以矿物、植物、动物、人、神为几大类。特征的分类为数（数学）、形（几何）、色（色彩学）、声（声学）、力（力学）几大类。然后，还有研究实体内部结构元素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人的发展和社会活动的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人的精神活动的哲学、宗教、文艺……西方文化以学科分类表现出来的事物分类，体现四大基本特点，一是实体（排斥虚的内容），二是形式（讲究逻辑清楚），三是区分（从区分里突出特征），四是确定（要求定义明晰）。

                       五 thing（事物）理论运用于宇宙整体上的困境与突破

    当西方哲学中事物的一般理论运用到宇宙整体的时候，出现了困难。这困难其实在巴门尼德那里已经出现了，即只有不说是具体性的什么（to be something）才能得出整体性的是之本身（being）。这一超越性的是本身也因为不能是具体之物，因而具有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各自的方式把整体的是（being）成为地运用到具体之物（substance）和物的种类（ιδεa），奠定了从具体之物来讲物之整体的基本理路，这一理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实验科学和启蒙理性的兴起，一方面演变经验主义面对经验自然的归纳法，通过经验一个个的具体之物而达到物之整体，另方面演变为理性主义的演绎法，通过获得确定性第一原理而让具体之物之物性明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归纳法始终是不完全的，因此得不出整体，同时也已经知道，任何得出的第一原理，都不是宇宙整体本身的第一原理，而是人在一定的时空中自认为是宇宙整体的第一原理。处在有限时空中的人，是不可能得到宇宙整体的第一原理的。因此，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和理性主义的第一原理，都是康德对二者综合而得出的物在现象界的整体，而不是作为宇宙整体的物自身。康德对人所面对的物的世界进行了严格的理论划界，物的现象界是可知的，宇宙整体的物自身是不可知的。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无论走多远，都只能在现象界，理性主义的第一原理无论多明晰确定，都只是人关系到现象界的先天形式。康德关于物之现象界和物之本体界的划分，后来演进为哲学上的符号论：人是通过符号（先验范畴）去认识客观世界的，客观世界是通过符号（人对世界的把握方式）向人呈现出来的。哲学、历史、艺术、科学、神话、宗教……都是人把握客观世界的符号形式，也是客观世界向人呈现的形式。但这意味着，人只能认识和把握物之种类或按种类的方式去把握物，如哲学、历史、科学、宗教、神话、艺术……而不能把握物的宇宙整体或用宇宙整体的方式把握物。现代科学和哲学从明晰地认识物的宇宙出发，结果却造成了物的宇宙的分裂，把物之宇宙变成物的现象界（或物的符号形式）和本体界（或物本身）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当英语世界沿着明晰确定之路进一步从哲学认识论演进到哲学语言论之时，只是从语言上重演了康德的划分。科学语言学派把哲学分为可说的和不可说，前者适用于科学对象（相当于康德的物之现象界），后者适用于形而上学（略似于康德的物之本体界）。维特根斯坦[15]在《逻辑哲学论》中庄严地说，“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明白地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则必须对之沉默。” [16]然而，尽管有从康德到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智慧和雄辩，西方哲学仍义无反顾地向物的宇宙整体发起了突破性的进攻。在英语哲学界，就是从科学语言学派到日常语言学派的转向，以用法即意义去跨越和沟通具体之物、种类之物和物之整体的生动关联。在大陆哲学界，就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和结构主义的深层结构，前者通过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而不离现象又进入到本质，后者通过表层现象与深层结构之间片断式、隐喻式、跳跃式的关系，而进入到深层结构之中，勾画出了物的宇宙整体的动态面貌。再进一步，英语哲学界出现了从前期维特根斯坦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转向，用语言游戏的方式去突破、沟通、跨越现象之物和物之本体；大陆哲学界出现了德里达，以presence（在场）和absence（阙如）去破解和勾联现象之物和物之本体；准确地说，在德里达和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已经没有了物之本体，而只有布满在整个宇宙时空中的万物，宇宙万物以presence（在场）和absence（阙如）的方式存在，而人以语言游戏的方式去与宇宙万物打交道。西方哲学的事物理论演进到这里，已经与世界其它文化的事物理论（比如中国的虚实合一的事物理论）有了一种极为相似的交汇。

              六 西方thing（事物）理论演进的三个方向

    在西方哲学事物理论的整个演进氛围中，不从总体框架，而从具体概念来讲，事物这一概念的演进，体现为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对现象界中可说事物的精确化。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一开头就讲：

1 世界是所有发生的事情（fall/case）

1．1世界是事实（Tatsachen/facts）的总和，而非事物（Dinge/things）的总和。

1．11世界是由事实规定的，是由诸事实即所有事实这一点规定的。

1．12因为事实的总和既规定了发生的事情，也规定了所有未发生的事情。

1．13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

1．2世界分成诸事实。

1．21一件事情是可以发生了的或未发生的，而其余的一切仍保持不变。

2发生的事情，既事实，是诸事态（Sachverhalten /states of affairs）的存在。

2．01事态是所诸对象（物、事物，a state of things）的一种结合

2．011能成为事态的构成部分，是事物的本质。[17]

    在一连串关于事物的词汇，仍有把事物进行物化的特点（特别是中文里很动态的“事情”成了很静态的case），重要的是，对事实的突出。事物可以是而今存在、已经发生的，以后可能发生的，即包含着已然和应然之事物。事实则必须是已经发生和目前存在的，即只是已然之事实。“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重点从“事物”变到了“事实”上。严格地区分着有与无，现实和可能。

    第二个方向，是把时间性和关联性引向到事物理论中来。怀特海说，近代思想把“静止的时空和物理的形式秩序的必然性的心照不宣的假定。”[18]为了打破这一思想方式，怀特海将思维的中心从物理性和元素论转到有机性和整体论，而有机论和整体论则强调时间和过程，并将之引入到对事物的思考中，他说：“过程对于实存是基本的……个体单元就必须被描述为过程。” [19] “每一种实际存在物本身只能被描述为一种过程，它在微观世界中重复着宏观世界中的宇宙。它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每一种状态都是其后继者向有关事物的完成继续前进的实在基础。每一实际存在物在其构成中都承载着其条件为何是这种条件的‘根据’。这些‘根据’是为它而客观化的其它存在物。” [20]正是在过程中，实在物与其它存在物形成了一种互动关联。从而怀特海被人称为把西方的实体性思维转变关联性思维方向上的一个关节点。怀特海把时间性和关联性引进事物理论中，着眼的是事物的一般性。海德格尔同样把时间性和关联性进行事物的思考，他说：“任何存在东西，任何存在者，都在一定的时间里来和去，而且在分配给它们的时间内停留一段时间，凡物都有其时间。”[21]但海德格尔把时间性不仅是引入一般的Ding（事物），而是与人和理性更为相关Sache（事物），他的《面向思之事物》这本书的标题，“事物”一词就是Sache。更为重要是，他关注的核心不是作为物的事物（Ding或Sache），而是作为事物的人。正如他的《存在与时间》中的这个存在，不是本体性的Sein（Being存在），也不是一般性Das Seiende（beings存在者），而是 Dasein（单个人的具体存在，中译里陈嘉映为此在，熊伟为亲在，张晨阳为缘在）。人作为事物的典型，要由人在时间中表现来定义，人在时间之中进入世界，于时间之中，于在世之中，他与本质性的存在（Sein）纠缠，与周围世界的关联，与常人的互动，在遮蔽与去蔽中挣扎，在无聊、怕、畏中辗转，在本真（符合人的本质和宇宙的本质）的存在和非本真（不符合人的本质和不符合宇宙的本质）的存在中载沉载浮，通过此在（Dasein）在（现在时态的is）世（in the world），海德格尔把（由人代表的）事物的时间性和关联性更为复杂和更为深刻地呈现了出来。

    第三个方向，是从事物的实体性走向了事物间性。不妨说，事物间性是关联性的一种深入。这一方向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始而在现象学的以后（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等）发展丰富，同时欧陆的其它流派，如精神分析（如在拉康那里）、后结构主义（如在德里达那里）在这里以无心合道的方式出现。胡塞尔认为事物的本质是在人对其进行本质直观中呈现出来。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事物在现象学的直观中怎样保证其认识的真理性呢？胡塞尔进行了一系列的现象学还原，主体把自己的个体具体性用括号括起来，同时把对象的具体性也用括号括起来，主体回到纯粹的主体，对象回到纯粹的对象，用纯粹的主体去观纯粹的对象，得到的当然就是本质性的东西。主体的本质是在直观对象中产生的，对象是本质是在主体的直观中产生的。这里，主体和对象的本质，都是在一种主客的互动中产生的。就主体的本质来说，每一主体只要用本质直观去看，都能显出对象的本质和自身的本质。事物的关联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就突显了出来。对胡塞尔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各个主体的本质直观结果的一致性，构成了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有三点：一是显示了主体之间的共同特点，就这点而言，是名符其实的主体间性；二是事物之间的共同特点，就这此点而言，更应该是事物间性（inter-thinigs或 inter-objectivity）。但由于主客本质的呈现，是主体之“观”产生的，可以说，事物间性来源于主体间性。因此，事物间性这一概念未曾产生，其内容是包含在主体间性里的。三是主客的本质都在主客互动中呈现。自胡塞尔以后，主体间性在这三点上都有各方面的丰富和多方面的深入，从而事物间性的内容也得到了相当的深入。在胡塞尔那里，主体间性是实体对实体的关系，而在海德格尔和拉康那里，主体间性成为一种虚实合一的关系。就是海德格尔为例吧， Sein（存在） 和Dasein（此在）的关系是一种虚实关系。Sein（存在）和Das Seiende（存在者）的关系也是一种虚实关系。而Das Seiende（存在者）也就是Ding/Sache（事物），因此，事物间性是一种虚实关系。本来，德文中的与事物相关的两个词Ding和Sache，前者之义为：一，名称上不确定的之物之事，二，名字上不确定的之物之事，三，不知名的事物，四，尚未长成的幼小动物和人，[22]本就带虚性，后者是与人以及人的理性相关。法语受其影响，在chose（事物）一词上分出大小写。小写的chose与Ding相同，是与感性知觉相关联的事物，大写的Chose与Sache相同，是与理性相关联的事物。[23]德法两国走向事物的虚实结构，盖也与其语汇本有的基础有关吧。

    西方思想在事物理论方方面面的演进，一个总的趋势为，在事物一词中，物的内涵在减轻而事的内涵在加重。本文开始讲的，艾布拉姆斯的书Doing Things with Texts里的“thing”突出了“事”的含义。语言哲学上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文学理论中的述行理论，都是把言语和文本当作一个投进时空中进行互动的因素来进行研究，总之是要让事物动起来。极大地突出了“事”的特征。费什的阅读理论，大肆鼓吹：阅读是一个事件。要按照事件的方式去读。20世纪以来，西方关于事物的理论，由古典的以静态为主体事物进入到了实证的事实和动态的事情，继而进入到了对世界产生互动作用的事件。而thing在西文词义中本就内蕴有“事件”之义。这时，重思thing变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看到《从事物去思考》（2002）[24]这样的著作。而在麦多莱德（Cynthia Macdonald）《事物多样性：当代形而上学的基础》（2005）这一著作[25]中，专门用一章（第5章）来讲“Events”（事件）。

    从西方事物理论的起源、演进，特别是当代的变化中，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事物概念。

本文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