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的艺术流变在诗歌上就是五言诗的出现，更具有文化意味的是，《古诗十九首》以成熟的五言诗形式和组诗方式，使人耳目一新，并流传开来，明确地显示了一种与正统思想不同而与魏晋风度同调的士人意识：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穷贱，坎坷常苦辛。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王国维说，《古诗十九首》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情感的真。自此以下，曹氏父子、建安七子掀起了诗歌的第一个高潮，五言诗是其主要形式，曹植是光辉代表。正始文学，嵇康、阮籍大领风骚，阮籍诗作使五言诗又一次大放光芒。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曹植《七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

 

古诗十九首与曹、阮的诗，一直露，一蕴籍，代表了魏以来的相辅相成的两种风格。如果说，建安正始中，四言诗依然佳作甚多（如曹操、嵇康）；那么，西晋诗坛，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相继扬名，最佳诗作已几乎全是五言诗了。四言诗一直还有人写，到梁代，刘勰仍固守传统的观念，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文心雕龙.明诗》）明显地把四言视为正体，将五言看作时髦，位低一等。与之同时的钟嵘，在理论上把这种排列颠倒过来：“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言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诗品序》）这段比较准确地把四言诗的衰微和五言诗的兴起与诗歌的历史演进联系起来，五言诗是由新时代的审美需要而产生出来并由实践所证明了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诗文在古代的艺术体系中，一直拥有最重要的地位。诗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一种朝廷、士人、民间的互动。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地位占了审美地位的核心，在诗风的流向中具有前卫作用。诗歌的发展除了自身的形式变更要求之外，又受到人物品藻开始的新的审美潮流所推动。前面说过，人物品藻形成了一套突出情的神骨肉的审美对象结构模式，而诗歌形式本包含语言美的追求和表现对象的神情气韵这两方面于其中。因此，魏晋伊始，“诗赋欲丽”（曹丕）“诗缘情而绮糜”（陆机）就一直是诗歌新的追求目标。在时代审美潮流的推动下，诗歌的演进基本上显出两处方向：一是在神韵意味方面，主要以士大夫为骨干，卷托起三座诗歌高峰：玄言、山水、田园。二是与人生性情相连的形式美的追求，它融合朝廷、士人、民间的共同风尚，形成了异而趋同的审美范型：声律、骈丽、宫体。这两股潮流正好有一大致的时间承接，展显了整个时代的审美潮流从内容向形式的递进。

　　玄言诗的出现是哲学对诗歌影响强大的产物。《文心雕龙.时序》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泰夷。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温）、庚（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本来玄学中有一种言外之意的理趣，而诗歌中也可含着一种非语言所能道尽的滋味。二者的汇通处很容易吸引人们进行专注于此的探索，在玄风成为普遍风气有东晋，诗的创造和玄理的探索两种兴趣的合一，必然造成亦玄亦诗的兴盛，加之魏晋以来佛学与玄学的日益交融，著名玄学家皆熟悉佛学典籍，而著名僧人全谙知《周易》《老子》《庄子》[1][1]佛经讲唱中的唱，就是在讲故事中插入诗歌，称为“偈颂”。诗也成了讲解佛学的一种方式。

　　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赠沙门法和》）

　　万物可逍遥，何必栖形影。勉寻大乘轨，练神超勇猛。（《赠沙门竺法　》）

　　而名僧支遁的佛理诗完全应合着玄学诗，还点缀着不少“玄”字：“遐想成玄哉，冲风一何微。”（《咏大德》）“端坐邻孤影，眇罔玄思劬。”（《咏怀》）“恬志冥微妙，缥眇咏重玄。”（《弥勒赞》）

　　诗是表达性情的，当士人的性情都集中在玄学上，而且又认为玄学是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的时候，玄言诗就一下子被重视和推崇起来，成为一种时髦风气。而诗歌在魏晋以来重丽重味的转化中，对意味的追求在这时也被认为就是对玄学理趣的追求。似乎通过玄学就可以直达诗的本体，显出诗的滋味。但由于哲学之理从根本上说并不就是诗学之味，当整个诗都成为理的解说之时，连诗的特质本身也失去了，成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东西。以至曾经风风火火时髦一时的玄言诗几乎全都未能保存下来而失散了。梁代诗人江淹是一个模拟大家，他拟的陶潜诗能以假乱真，他拟的孙绰诗《孙延尉绰杂述》王瑶先生认为较接近玄言诗的面貌。[1][2]江淹这首诗能留传下来，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的模仿技巧。

“淡乎寡味”“似道德论”的玄言诗很快显出其非诗的性质而转入低潮，使其如此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沿着诗歌神韵意趣方面的探索在山水诗那里找到了符合诗性的方式。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许多学者业已指出，庄老告退，不是庄老思想在诗中的告退，而是把庄老思想释为诗歌形式的玄言诗的告退。山水方滋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用山水诗的形式来体悟表现一种与庄老、也与佛学同调的宇宙意识。自从魏晋以来发现山水之美，玄学也将之作为深化自己思想的一种方式。山水之美和它的“以形媚道”已经在士人心中或深或浅地联系起来。玄言诗领袖孙绰写的《游天台山赋》就是一篇“以玄对山水”的山水与玄学相互开启的杰作。佛教呢，从释迦牟尼开始，其冥思的地点就是河畔树下。自然是观照宇宙实相和显启智慧的很好方式。佛陀曾在《经集》中这样训示：

 

　　对于此中的消息，最好是通过在深沼中与在浅沟中的水来了解。山川的水啊，激起声浪而流着；大河的水啊，则无声无臭地流着。

　　智慧的人，一心一意追寻精神的安定；他在森林中漫步，在树丛下瞑想，感受到很大的满足。

你是修行的人，应该跑到闲静的地方栖身啊。[2][3]

 

　　佛教对自然的偏好，“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于是我们看到了慧远与一批僧人优游于庐山石门，共作游石门诗，抒发其“以佛对山水”的情思和因山水之美而来的感悟。

　　山水可以使人获得形而上的理趣。这使得艺术在神采方面的挺进，可由山水来获得。山水本身又具有形质之美，这又使得诗歌形式方面丽的追求也可在山水中显出。这样“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的山水诗成为新的诗歌潮流。谢灵运，既谙玄学，又通佛理，且是富家大族，成为山水诗的代表。通玄懂佛使他深化了诗的形而上意味，富贵气质使他增进了诗歌丽的风采。谢诗显出三大特点：第一，写景用词的富丽精工。他“肆意游傲”，“寓目则书”，景物一一罗列、出现、转换，但又非常讲究用美的组织方式，“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他的诗句非常优美：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辉。

　　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

　　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谢诗的第二个特点，是一种固定的结构。如林文月先生所说：记游－－写景－－兴情－－悟理。这一过程又暗契于佛教的禅数。[1][4]谢诗开篇总是显出主动追求：“晨策寻绝壁，”“策马步兰皋，”“杪秋寻远山，”“裹稂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进入山水之后，是按照中国历来的审美视线左右顾看，仰观俯察，远近游目：

 

山桃发红萼，野蕨断紫苞。

　　俯视乔木林，仰聆大壑淙。

　　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

 

　　在展示了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之后，来两句（有时是四句）亦玄亦禅的总结：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

　　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

 

　　这亦玄亦禅的总结构成了谢诗的第三个特点，显示经过山水之游、山水观赏之后心灵的升华。

　　正象园林一样，山水也是构成士大夫文化体系的一大境界。园林是一种人工的自然美，山水却是纯粹的自然美。园林本身就是艺术，山水却是在诗画中成为艺术。山水的自然性使之成为诗歌形而上追求和人格自由的显现的顶峰。

在六朝诗歌中沿着性情一路奔去的还有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田园也和山水一样是士大夫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与园林不同，它没有人工的华美；与山水不同，它不仅是游。而且是居住与生活。从而趋向一种平淡天真。（图4-14）

图4-14（明）张鹏《渊明醉归图》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落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沾衣不足异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

 

陶渊明的但求适意真率的田园诗和田园之趣一样，完全脱去了豪华、工巧，没有一点儿做作。对于求“丽”的时代来说，他的高洁受人崇敬，但诗的形式却不太受欣赏，连与时髦保持距离的钟嵘也说：“世叹其质直。”（《诗品》）

　　魏晋玄学分为三段：正始的王（弼）、何（晏），竹林的嵇（康）、阮（籍），元康的向（秀）、郭（象）。玄学对诗文的影响到陶、谢可以说发展到了极至。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士人趣味与宫廷趣味在双方的相互调节中不断趋同，诗歌发展的重心日益转入形式方面，其成就集中表现在隶事、声律和骈化上。

　　诗文要用最少的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运用典故就成了一种好方式，用典即隶事。隶事仅寥寥几字，就包含一个故事。在诗文中，隶事的内容与诗文文本的内容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和偏离，二者的张力使诗文的意义更丰厚。隶事还带有包含古今知识的魅力。隶事之风，强劲吹起。钟嵘《诗品序》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纳，蠹文已甚。”此时风气《南史.四九.王摛传》说：“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之。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乃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否？’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座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文坛与士林两相推动，隶事之风又特别为骈文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中国文字是单音节，很容易形成对偶。对偶有一种对称均衡美。刘勰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讲了出现对偶的必然性，“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雕龙.丽辞》）六朝诗文丽的追求，一是表现在骈文达到很高的水平，二是表现在诗文中对偶句的大量出现：

 

　　　 落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眺）

　　　　风光蕊上轻，日色花中乱。（何逊）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王籍）

　　　　行舟逗远树，度鸟息危樯。（阴铿）

 

这些工稳的对偶句，直接开启了唐人之诗。而骈文除了大量用典隶事的美文（尤其以徐摛、庚信为代表）外，也涌现了不少流丽清新之作。如吴均《与宋元思书》：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漂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听不绝。鸢飞戾天者，望风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在时见日。

 

　　与隶事的含蕴，骈偶的对称同时并进的是声律的发现。《南史.庚肩吾传》说:“齐永明中,王融、谢眺、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汉语四声平上去入的发现和研究，使诗文的音韵之美更强烈地被感受、被运用。“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一简之内，间韵尽殊；两句之中，轻生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声律的讲究推动了诗文的音乐化。音韵美的标准规定出来了，同时不美的标准也条理化了，这就是“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至于八病各项应当怎样解释，八病是否合理，虽颇有争议，但它的出现确实反映了音韵美的高位和追求音韵美的时尚。

　　如果说，隶事、骈偶和声律使南朝诗文“丽”的追求在形式上达到顶峰，那么，宫体诗的出现则是“丽”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同时跃向极至。

《梁书.简文帝纪》云：“（简文帝）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隋书.经籍志.集部序》云：“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任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梁书.徐摛传》云：“摛幼而好学，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时髦了约一百年的宫体诗自梁兴起，是多方面汇合的结果。一，魏晋名士为显其独立性的任诞行为（如刘伶的裸体）影响朝野。模仿者们虽未得其精神却学到了外形。“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欢，对弄婢妾。”（《晋书.五行传》）《宋书.明恭王皇后传》说：“上尝宫内大集，而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矣。”二，整个社会形成了对美貌的欣赏的对丑形厌恶。潘岳貌美，妇人们争相去看，左思容丑，被人唾弃。三，民间一直流行着直朴的爱情歌咏，虽清新但也直露。如：

 

　　高堂不作壁，招取四面风。吹欢罗裳开，动侬含笑容。

开窗秋光老，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子夜四时歌》）

 

　　四，佛经里充满了艳诗。梁代的君王和大臣在生活方面大都是严肃的，但宫体诗恰从梁代兴起。这与梁代君王出名的信佛不能说没有关系。佛教典籍大量的香艳露骨描写，而又教人如何看破、抵御，作所谓的“不净观”，确给对香艳的理解提供了多方面的可能。

总之，帝王官僚们本就处在一种香艳的生活氛围中，诗要表情达性，他们的性情本就充满了对香艳的唯美欣赏。诗要丽采，宫中香艳又给诗歌丽的追求提供了最好的表现题材。宫体诗都充斥着对女性美的细腻描写，结尾也尽量做到有余味：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帐，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妖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萧纲《咏内人眠》）

……粉光犹如面，朱色不胜唇。遥见疑花发，闻香知异春。钗长逐鬟髲，袜小称腰身。夜夜言妖尽，日日态还新。工倾荀奉倩，能迷石季伦。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

 

　　魏晋诗文从呤咏性情和丽采追求两方面演进，经过士人文化的不断创新，颇得新景，但到了宫体，却转为朝廷的闲适艺术了。只有庾信的北去，为诗歌保存了一股苍劲。整个六朝诗文作为唐代文学的铺垫，也算是尽了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