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on（Being）的问题对世界哲学的提醒

    西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演进为世界的主流文化，西方哲学的根本的问题on（Being），也在西方文化向世界的扩展中，逐渐地世界化，而与之接触、交流、对话的各大文化，先后地开始考虑西方文化的问题，考虑on（Being）的问题，最初是伊斯兰，然后是俄罗斯，然后是印度，然后是中国和日本。这些文化在面对on（Being）时，都有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地理解on（Being），即按照on（Being）在西方文化中的原意去理解；二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去正确地转述on（Being）；三是如何把世界主流文化的on（Being）安置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和语言体系之中，建立一个面对世界的民族哲学。

    第一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其实不易，关键在于第一个问题是与第二个问题紧相关的，这里印欧语言体系内部也会产生问题，如上面所讲的梵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和俄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而非印欧语言与印欧语言之间有更大的问题，阿拉伯语、汉语、日语，都没有用从eimi（be）而升到哲学概念的语言传统和思想传统。因此，对于这些文化，不仅是一个把非哲学的概念变成哲学概念，还有一个如何用自己本有的哲学概念去与之对应，与之互动，从而在跨越双方的基础上达到一个更大的视域的问题。

    现在，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东方世界，无论是印欧语言中的印度，还是非印欧语言的伊斯兰和中国，第一，都不是从eimi（be）上升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其哲学套路和哲学理念与西方有本质上的不同；第二，其哲学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思路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的on（Being）如何进入这三大文化的哲学核心，这三大文化又如何在自己本有的哲学体系中，给on（Being）安排位置，是一个虽然一直都在进行，但远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西方哲学与东方三大文化的哲学对话，仅仅从学理上讲，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许，正因为有这“艰难”的提醒，这一哲学的对话会进行得更加有质量。

    当从这一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也许，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印度、伊斯兰的非on（Being）的哲学路径意味着什么？第二，本来没有on（Being）的中国、印度、伊斯兰，在当代的哲学语境中，应不应该沿着西方的on（Being）的路径去研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