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 信 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摘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智利8.8级的地震是史上最大的地震之一，其释放的破坏性能量是海地地震的100倍，是汶川地震的27倍。但遇难人数仅及前者的千分之几，不过700余人。究其原因，无非是防范措施得力。

和日本、印尼等国一样，智利也是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地震多发国家，预防地震一直是历届政府的重要工作。这些年来，智利的建筑大多采用了弹性摆动结构，能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抵减地震波给房屋造成的破坏，从这次倒塌房屋多为老式建筑就可看出其成效。此外，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多次地震逃生演练，以增强民众在地震中的自救能力。

从智利政府的上两项有效措施，不禁联想到汶川地震时那位被成为史上最牛校长的安县桑枣中学的叶志平校长。新教学楼交到他手上时就是危楼，他坚持不让学生在“新楼”里面上课，到处化缘讨钱来加固教学楼，一座仅花了17万元建造的教学楼，他硬是讨来40万元去加固，加固后的危楼成了地震中唯一没有倒塌的豆腐渣楼。这也从另一面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国情：为什么在汶川地震中倒塌的多是学校和医院！此外，不顾老师们出于教学进度的反对，叶校长坚持每学期两次的紧急疏散演练，严格规定各班级的疏散路线和顺序，严格规定老师必须站在楼梯拐角疏导。所以，地震发生时，所有的师生都在最短的时间有序的冲出了教室，没有发生任何踩踏和摔伤。当心急如焚的叶志平赶回学校时，2200名学生被100多老师像母鸡护小鸡一样的护在操场中央，没有一例伤亡！！这是多大的一个奇迹啊！虽然，叶志平的事迹，没有谭千秋老师用生命护住身下四个孩子的事迹那样感天动地，但是，如果论功德，叶志平无疑是功德无量的！要知道，那是2200多条鲜活的生命和数千家庭的全部希望啊！后来的消息就让人啼笑皆非了，周边的家长都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到叶校长这儿来，教室小、课桌椅不够，有的孩子就搬个小板凳坐在老师的脚下！他们认为，能不能考上大学还在其次，至少跟着叶校长，孩子是安全的。

从叶志平校长的事迹又联想到，如果我们的政府也能像叶志平一样，把人的生命看的高于一切，而不是把什么奥运、世博、维稳等等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那又会有多少生命得以挽救啊！可惜现实往往与之相反。看看上月发生在山西的、被主流媒体“忽略”的两次地震吧。

相信和我一样，很多人小时候曾经读到过一篇寓言故事《咕咚来了》，说的是，一只熟透的葫芦“咕咚”一声掉到水里，被“不明真相”的动物反复传言后，引发了一场森林动物的大逃亡。而在上个月的山西，就因一个地震传闻，上演了一出数百万人半夜出逃避震的现实版《咕咚来了》。

和当年建在开滦煤矿上的唐山类似，以采煤为主的山西，很多城市也是建在采空的矿井上的，

一旦发生地震，其破坏性更大，所以山西人对地震是比较敏感的。据《山西青年报》报道，因网络和手机上有即将发生地震的消息，2月21日凌晨三点多钟，太原、长治、交城等城市的数百万民众，不顾寒风凛冽的跑出家门，到广场、街道上躲避，太原最大的迎泽广场被人车挤得水泄不通。

事后证明是不实的消息，省地市三级地震局都出来辟谣，为此还以“散布虚假消息罪”抓了五个发布地震消息的人。我想，短短的一两个小时，这五个人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在大半夜的忽悠出数百万民众吧，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应该是接到亲友相告后又互相转告才不约而同的跑出来的。如果是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恐怕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自己的亲友，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人之常情嘛。问题是，这样一个消息，何以就造成了这么大范围的恐慌。一查，原来事出有因。而这个事出有因，竟然是这样的令人玩味！

就在山西，就在恐慌发生前一个月的1月24日，山西河津、万荣一带发生了地震。而在地震发生之前，已经有人预测出来并相互转告了，很多人开始着手作防震的准备。知道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坐不住了，认为这种情况有碍“维稳大局”，于是指令地震局出来“辟谣”；于是地震局的“专家”出来，在媒体上对公众言词凿凿的说，近期没有破坏性地震发生，要人们不要信谣传谣，还说只有地震局有权发布地震消息。但是，打嘴现世的，就在专家辟谣的第三天，地震如期发生了。

面对人们的质疑，地震“专家”解释说，我们并没有说没有地震啊，我们说的是没有破坏性地震。立刻就有执著的好事者进行查询，结果发现，按照通行的标准，破坏性地震，是指震级在4.7级以上的地震，而刚刚发生的地震，不多不少，4.8级！！再一次让“专家”颜面尽失！

于是，山西人总结了地震前的三大征兆：

1，  井水异常混浊；

2，  动物异常躁动；

3，  专家出来辟谣。

事实证明，引发一个月以后百万人大恐慌的，正是专家的辟谣。

诚然，有关地震的预测，仍然是一个没有被完全攻克的世界性难题，准确的作出地震发生的短期预报，确实很难，鲜有成功，但是，信誓旦旦的作出没有地震的预报就那么容易吗？从科学的角度讲，难度应该是一样的！关键是，发现征兆以后，谁来作出抉择，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以及是什么体制下的政治家。

记得我在《泣血唐山》一文中曾提到过两个对比鲜明的例子：1976年7月16日，唐山地震发生前十天，国家地震局就在唐山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唐山近期将有大地震发生的情况。但出于政治的需要，唐山属于所谓“首都圈”，不能乱，因此，当时的唐山领导决定：会议内容不准记录、不准传达、不准扩散。结果毫无准备的百万唐山人，付出了死24万、伤30万的惨重代价。而一同与会的邻县青龙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相信科学、宁信其有，全县停产，全部疏散，所以，虽然同样位于震中，同样房倒屋塌，全县40万人（！！）却无一人伤亡，创造了地震史上的一个奇迹，通报会议情况的王春青、县革委会马刚、科委主任王进志等人自然功不可没、功德无量。同样的奇迹也发生在辽宁海城，当时的辽宁省委也是作出了相信科学、宁信其有的决定，在严冬把76万人疏散到室外，结果仅千余人伤亡。当然，辽宁不属于首都圈，作出疏散的决定，压力可能要小一些，但一定还是有压力的。

显然，面对地震这样大规模的灾难，仅靠百姓自己是难以应对的，而政府是否能作出正确的抉择，政府的声音是否可信，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1月24日的地震证明，此前的地震“传言”是有依据的，甚至很有可能就来自地震局内部泄露出来的监测信息，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消息出自百姓的口，就被叫做“谣言”，就要因散布“谣言”被抓！？显然，在是否要采取避震措施上，百姓的利益和官方的不一致：后者往往要把人命和当局的政治利益相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又往往要让位于“维稳”等“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当事实一再证明官方的消息是不可靠的、是真正的谣言时，民间的传言就成了唯一可以相信的事实了，特别是这一判断被屡试不爽时。山西地震就是一明例。再看看，一些有关官场地震的传言，虽然一再被官方否认，但事后却往往得到验证，比如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的案子、商业部郭京毅窝案等案例。还有，对很多媒体透露出来的刑事案件，百姓网民都清楚，但官方的“辟谣”却是漏洞百出，比如“躲猫猫死”，“作噩梦死”以至于新近发布的“喝开水死”等等。

也许，当局的意图是好的――维稳。但是，这一时一地的短暂的稳，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它严重的透支了日渐稀薄的当局公信力！在人们眼中，对出来辟谣的当局的信任度已经等同于故事里喊狼来了的那个人。这是很可悲的。

我们常说，相信群众相信党，如果我们总是不敢相信群众，总是把他们说成是受“少数不法分子煽动”的“不明真相的人”，总是希望他们想也不想的就相信“喉舌”中反复宣传的所谓真相，那就真的分不清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