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来，不为玩儿，上海也没有什么可玩儿的地方。两个目的：讨粮，买糖。

也别说一点儿玩儿的地方也没有，毕竟还有个豫园。豫园也是一座江南园林，但我们刚从苏州来，看过了顶级的苏州园林，上海的这座园林自然就没得看了。可怜诺大个上海，上千万人口，就只有这么个地方可去，可怜！可叹！

不过，在当时来说，虽然玩儿不在上海，但“吃在上海、穿在上海”却是确定无疑的，上海的轻工业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引领潮流的，都是最俏的。那时候如果谁出差来上海，肯定要大包小包的为七大姑八大姨、为单位头头脑脑带回服装、面料、糖果等等。我们这次来上海的主要目的，就是打算买些上海喜糖带回去分送亲朋好友，当时的北京，最俏的莫过于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了。大白兔奶糖，各地都短缺，即使在原产地上海也不好买，我们打听到的那家食品店也不是敞开供应，每人限购两斤，卖完了就没了。于是我们在商店开门之前就早早的赶到那儿等候，一开门就直接冲向那个柜台，轮流排队，终于买到了足够多的大白兔奶糖和上海产的什锦糖（杂拌糖），连标有上海字样的分装喜糖的红纸口袋也在那儿一并买好了。另外，还买了两盒精致的礼盒包装的上海糖，准备回去给我们厂书记送礼。我担心，作为主管全厂生产的调度，超假这么长时间，厂里将怎样发落我。还好，回去以后，我们到书记家销假，书记并没有怎么样我，只是笑骂我“新郎变成野郎（狼）了！”但我们还是紧张，从书包里往外掏糖盒时，竟然紧张的弄开了盒盖，喜糖撒了一地，搞得我们十分狼狈。

上海人的时尚和精明，在服装剪裁上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穿上海人剪裁的衣服，绝对合体，绝对能最恰当的体现你的腰身，绝对不会有长了短了瘦了肥了的情况。我这次贴出的所有黑白照片上，就只有一件外衣，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外衣，是上海出的“涤卡”中山装。北京的几家著名服装店：红都、造寸、蓝天，无一例外的挂着“上海迁京”的招牌。另外，上海的衣服省料，同样的一条裤子，上海人套裁下来，就能省10％的面料。那时候的上海，卖一种很特别的产品：半成品服装，就是根据不同的身长和腰围套裁下来，还锁好边，买回来上缝纫机一砸就行了。买这种半成品裤子，省钱、省布票，在当时很受欢迎。我们也各选了一条裤料。但有个问题，套裁的裤子是斜着剪裁，面料的经纬线与裤子的垂线不一致，所以裤子做出来以后，多少有点儿拧着的感觉。估计这种半成品应该也是空前绝后的了。

本来还想给自己买双鞋，但试了几双都不合适，店老板听出我们的北方口音，于是带点儿轻蔑的说，“你们北方人干粗活儿，脚大，我们上海人不干活儿，脚秀气，所以我们的鞋你们穿不了！”差点儿没把我鼻子气歪了！这件事儿对我刺激很大。后来我们科室一个同事也效仿我去旅游结婚，让我在他的笔记本上给他写上我去过的地方的旅游指南。指南是分页写的。沿着我走过的路线，他也去了不少地方，最后也来到了上海，住在他姨家，他姨关切的问他想去哪儿玩儿，他于是想到了我写的指南，就当着他姨的面打开笔记本，翻到上海那页，忽然就大惊失色的匆匆合上了本子：那上面就一句话，“上海人太坏，不可久留！”

走在上海的街上，还有一样东西很诱惑人：点心。上海的点心和北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说卖点心的方式，北京的点心都是在商店里的糕点柜台卖，你必须推开商店破旧的木门，掀起脏兮兮的厚重门帘才能进到店里；而上海人卖点心，就摆在路边小店临街的玻璃柜台里，走在路上就能看见，停下脚步就能买。再说那点心，北京的点心就那几样，江米条、核桃酥、鸡蛋糕、自来红，堆放在槽子里，上面盖张草黄色大包装纸，虽然好吃但没样儿；你看人家上海的点心，精致、精细、秀气，而且样数特别多，一块一块整齐的码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看着就诱人。还有，上海人买点心的方式也与北京人有极大的不同。北京人买点心，往柜台前一站，手一指：“给我约半斤！”约好的点心，打一方方正正的纸包，纸绳一捆，打个结，小手指一勾，拎着纸包就出了店门。上海人可不是：那些居家小男人，会长时间趴在玻璃柜上，仔细挑选，反复权衡，然后选定其中两块。顺便说，为了适应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上海独家发行了面额为半两的粮票。两块点心，半两粮票。然后用巴掌大的纸垫着、托在手上，举在眼前端详一会儿，再用两个指头捏起来，小心的放到嘴边，一小口一小口的吃，然后作一脸享受状。这样的街边小店在上海很多，所以他们经常是在这儿吃完又到下一个小店再买两块，一路走一路吃。有时候看到上海男人在路边弯着腰、缩着手、眉眼口鼻都挤成一堆的在那儿吃点心，活像戏台上的娄阿鼠！真是，踹他两脚的心都有了！

不过话说回来，上海的点心确实诱人，我们也想带点儿回来，但是，在苏州换的粮票已经所剩无几了，断不敢拿救命的粮票来买点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继续赶路，也还需要一些粮票。于是，太太提出，到她一个在上海的好朋友那去借点儿粮票。

那个朋友是和她一个连队的北京知青，因嫁给了一个上海知青而定居上海。好几年没见了，当然不好意思见面就提借粮票，于是她们俩就没完没了的说起在东北兵团的往事，几次给太太使眼色也没管用。很快就中午了，主人留我们吃饭，盛情难却，且我们的“正事儿”还没办呢，只好坐下来吃饭。上海人家日子过的精细，菜也做的精致，十来个碟子摆上桌来，色香味俱佳，只是，碟子小了一些，只相当于北方的布碟，菜也少了一些，一碟菜也就是几筷子的事儿。主人热情的招呼我们，用筷子指点着桌上的菜碟：“呲，呲！” （吃，吃）。可，那么小的碟子，那么精细的小菜，怎么“呲”啊！粮票的事儿自然也就更没法说了。勉强作个样子吃了两口，推说还有事儿，我们就赶快出来了，朋友追出来还问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我们到底也没好意思张口。在上海的多半天就这样白瞎了。很多年以后，那个朋友知道了真相，直埋怨太太为什么不说，可那时候还就是张不开嘴！

没吃没喝的，出来也快一个月了，我们终于决定回北京了。太太没坐过轮船，于是决定坐船到天津回去（坐船还便宜一些），可那时候船少，到天津的班轮要等四五天，最近的一班是开往青岛的，而且可以买联运票，就是连青岛到北京的火车票一起买了。所以我们很快就登上了开往青岛的海轮，一路向北、向家的方向驶去。

（船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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