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天宏，赴地震灾区采访，以《回家》为题，报道了中年男子程林祥，背着自己在地震中砸死的大儿子程磊，走50里山路回家的故事，还配发了他背着儿子走在山路上的照片。他对背上的儿子说的“幺儿，爸爸带你回家了！你趴稳了，莫动弹啊！”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同是父亲的我，泪流不止。我把这篇文章摘编到我的博文《来自地震灾区的报道》里。

今年5月，林天宏再次采访并报道了程林祥夫妇。读来再次落泪。但和一年前的那篇文章相比，除了那份丧子的永远的痛，又多了一份顽强，多了一份厚重。

再次决定把它摘编在博客中。

前不久，程林祥架小四轮载老父亲下山，因山路湿滑泥泞，车翻了，老父亲摔死了。林天宏去采访时，程林祥正和乡亲们一起，修一条通向山外的水泥路。于是照了一张程林祥抹水泥路面的照片配发。

两篇报道，记者的笔风一脉相承：质朴，清新，平淡中饱含深情。感觉像油画画布上呈现的路边的山菊花。我不知道作为大都市人的记者，何以有这样质朴、平实的文笔。我希望看这篇文章的博友们，能沉下心来，细细品味，能咀嚼出其中的甘和苦。

所以，我把它起名山菊花。本想在5.12那天贴出，想想还是今天吧。5.12我再另写。

                    山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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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39岁的男人只能用忙碌的方式，来暂时麻木自己，不让自己想起这一切。题。

走在连山坡村雨后泥泞的山路上，程林祥总会产生一些幻觉。
有时，大儿子程磊会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还是七八岁时的模样。儿子牵着他的手，高高扬起下巴问：“爹爹，咱家什么时候能买一辆汽车啊？”
有时，他也会隐约看见父亲程瑞全走在前面不远处。老人裹着穿了10多年的蓝色围裙，背着背篓，拎着一把锄头，锄去路面上突出的山石。

但大多数时候，这个中年人不得不回过神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的大儿子和父亲，都已经不在了。
去年的“5·12”大地震中，映秀镇漩口中学的高一学生程磊，在倒塌的校舍中遇难。程林祥与妻子刘志珍，冒着余震，步行了50里山路，把17岁儿子的遗体背回了家乡水磨镇连山坡村，并把儿子安葬在家后面的山坡上。
上个月，程林祥70岁的老父亲程瑞全，又在家门口这条山路上出了车祸，连人带车摔下了数百米深的悬崖。
现在，这个39岁的男人只能用忙碌的方式，来暂时麻木自己，不让自己想起这一切。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巴，去山下的镇子上买水泥，他要和山上的邻居们一起，修好这条“该死的”山路。

刘宏葆是广东佛山援建水磨镇工作组组长，到水磨工作已经9个多月。有一天，他无意中听人说起程家夫妻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回办公室后，他从网上找出，仔细看了几遍。
“没想到在这样的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伟大的父母。”作为一个父亲，他“感动感慨得不得了”，清明节一早，他领着8个同事，开了两辆越野车，带着些钱和慰问品，上连山坡村去看望程家夫妻。

这天，程家夫妻也早早起来了。他们在家门口摆了一张供桌，放了一些供品和黄色菊花，祭奠老父亲和大儿子。刘宏葆9时左右来到程家时，祭奠已经结束了。夫妻俩把菊花抖碎了洒在地上，家门口一地的黄色花瓣，星星点点。
前一天，村干部向他们打招呼说刘宏葆要来的事。夫妻俩特意为工作组备了一桌饭菜——腊肉、豆花、土鸡蛋，摆满了整张桌子。但刘宏葆说自己“一口都吃不下”。他直截了当问刘志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把门口这条路修成水泥的？”面对亲自找上门的刘宏葆，刘志珍犹豫了老久，终于开了口。
刘宏葆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得知刘宏葆要来的消息，头一天晚上，刘志珍一夜没睡着。她翻来覆去，想着该不该开口，让“这个大官”帮忙修修这条路。
那些天，程林祥几乎吃不下、睡不着。大儿子死后，他有大半年没怎么出去做活儿，才刚刚忙起来，却又因为自己的疏忽，送掉了父亲的命。他一夜夜躺在床上流泪，刘志珍甚至一度担心丈夫会疯掉。
妻子非常理解丈夫的自责。在大儿子程磊死后，刘志珍也总觉得是自己把儿子害死的。
程磊初三毕业那年，差了几分，没考上汶川县最好的微州中学。本来花上4000元，就可以上那所学校，但程磊当时谈了个“朋友”。为了把他俩分开，刘志珍坚持让儿子上了映秀镇的漩口中学。
自从儿子死在倒塌的校舍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母亲每天都躺在床上不起来。她一度想到过自杀，可死在哪儿呢？如果死在家里，就成了全家人的负担，可如果不死在家里，“又怎么能和儿子在一起呢”？
自从《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对夫妻背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后，全国许多的好心人，纷纷捐钱捐物，安慰这对夫妻。一个来自广东的熊姓企业家，去年6月还专门来了趟程家，承担起他们二儿子程勇从初中到大学的所有费用。
最让刘志珍感到安慰的是，二儿子程勇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地震之后，水磨中学的校舍成了危房，在这所学校读初三的程勇，去了离家100多公里以外的眉山上学。每到放假，才能回家看一看。
原本，这个15岁的小男孩儿很调皮，在班上是“让老师头疼的人”。但现在，他学习很努力。上学期末，他的总分已经进步到班上第二名。学校特意给程勇发了2000元奖学金，他原封不动地上交给父母。刘志珍告诉他，可以用这笔钱去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我还是把钱存起来吧，以后上大学用。”程勇回答母亲。
这个原本悲伤的女人，逐渐变得坚强起来。她把那些好心人的电话都存在了手机里，逢年过节，主动发短信问候。“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下去呢？”她时常这么问自己。
刘宏葆上门那天，有一同来的佛山记者问她：“家里这么困难，你怎么不和我们领导要房子、要钱，要修这条路做什么？”也有相熟的邻居笑话她“猪脑壳，进水喽”。
“以前我有两个儿子都不怕，现在只有一个了，我还怕什么？”她回答：“修路是我公公生前的愿望，我要帮他完成。”
当然，刘志珍心底也还有一个愿望：每次下山，她都绕着去镇子上正在新建的汶川二中看看，虽然“看不明白建筑的学问”，但她希望佛山的援建队能把这个学校“修得牢靠些”。
“以后，老二就要在这里读高中了。”望着山坡下的汶川二中工地，她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到时候，我就能告诉他，要是再遇上地震，你就不用往外跑了，待着别动。这个教室很安全。”
“狗日的要修水泥路喽！”对于这个原本宁静的小山村来说，这消息就像一粒火星子丢进油锅里一样炸开了。（狗日的，在四川话中，是惊奇、惊喜的感叹用语，还有亲昵的成分。）
从4月初决定要修路开始，连山坡村一组的50多个村民连续开了5次会。很多村民丢掉了原本的工作，从成都、都江堰等地赶回村子里，商量起这件“自家的大事情”。
但经费实在太紧张了，整个镇子都在重建，到处都需要钱，建材的价格一直在猛涨。刘宏葆挤了挤预算，从原本的工程抢险资金里抽出30万元，可这笔钱也只够购买砂石和水泥，以及租用必须的机器设备。
而且，村民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村民希望修路能买自家的砂石；有些人地里的青苗会被毁坏，他们想着要点赔偿；有人开始时捐出了自家的几块棕垫，可回家被老婆一说，又反悔了。
这些没读过多少书的村民们，开始动用自己所有的生活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自发组成的修路队，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10多岁的女娃，全部是义务参加。他们在一张中学生的作文纸上，写下了连山坡一组58个村民的名字，出工的人画上一个圈，缺席者画个叉，每缺一个工，就罚款60元钱。
为了节省经费，村民们动用各自全部的社会关系。搅拌机是一个在镇上修摩托车的村民从表哥那儿租来的，每个月900元,比市场价少了300元；另一个村民找朋友买了200多吨水泥，每吨比市场价便宜了30元，光是这一项就节省了6000多元。
修路队成立了4个小组：施工指挥组、测量组、材料采购组、财务监督组。每个组的“领导成员”有3人，由村民自发投票、选出村民小组里“最有威信的人”担任。每天晚饭后，他们就集中在程林祥家里，分配第二天的工作，协商正在出现的问题。
程林祥也慢慢从消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些天，他正带着一帮年轻人，到10多里地外的深山里砍树，然后用摩托车拖回家里，加工成一块块2米来长的木板，供修路使用。
“忙起来就不会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他说：“我要修好这条路，帮爹爹完成他的心愿。”
山下的刘宏葆，正忙着镇子的重建，没有亲自过问这条路的进展。但从旁人那儿，他或多或少听说了一些修路队点点滴滴的故事。
“村民们太值得尊敬了。”他感慨地说：“如果灾区的老百姓都能够这样自救，那地震后的重建工作该省多少心啊！”
4月29日这天晚上，在修路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刘志珍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又地震了。这条山路上挤满了从山上滚下的大石头，她怎么也爬不过去，可程磊突然间出现在她眼前。他让刘志珍抓住自己的脚踝，带着她慢慢飞到了一块平地上，把她放了下来，然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这个母亲和旁人回忆起了这个梦，很认真地问道：“你说，军娃(程磊的小名)是不是想告诉我，这条路一定能修得成？”
那个人还没有回答。她就自顾自地点了点头，笑着说：“我想，一定是的。”
夜深了，山里下起了小雨。
这是4月30日晚上9时许，修路队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材料和机器设备全部到位。山路太窄了，搅拌机和水泥运不上去，只能放在半山腰的一块空地上。

山村的夜很冷，4个守夜人只能挤在一床被子里取暖，有人打亮了打火机，点上一根烟，在微弱的火光下，可以看到从嘴里呵出的阵阵寒气。
但接下来讨论的，却很热闹。“我们给这条路取一个名字吧，和佛山有关的。”沉默了很久的程林祥突然开口说：“我想好了，就叫佛援路，佛山援助的路。”
不过还没等别人说话，他又否定了自己的建议：“佛援路不好，不好看，还是叫佛缘路吧，我们和佛山有缘分。然后，再给它刻块石碑，能传个几百年。”
“老程，你还真有两下子啊！”有人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夜里10时多，累了一天的人们逐渐沉默了，雨越下越大，打在帐篷的顶上，叭叭作响，远处隐约传来几声低沉的狗吠。透过厚密的雨幕，在暗灰色的天幕下，有着大山沉默的侧影，山岭的最高处，闪烁着几道微弱却又清晰的灯光，温暖着守夜人的视线。那儿是他们的家。
佛缘路终于正式开工了。
5月2日早晨8时，修路队的人们吃过早饭，陆陆续续来到程家的大门口集合。这儿热闹得“像赶集似的”，就连路旁猪圈里的几头大肥猪，也兴奋得嗷嗷直叫。
开工之前，程林祥把自家的饭桌端到门口，搭成一个临时香案，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开工仪式”。桌上摆着四碗供品——土鸡蛋、豆花、蛋糕，以及一块切成方块的肥肉。他点燃了蜡烛和香，烧了一叠纸钱，又磕了三个头，求山神保佑施工顺利。
进入4月中旬以来，这里便进入了连绵的雨季，雨陆陆续续下了半个多月。但开工这天却是个大晴天，十几天都隐没在云层后面的太阳，此刻从云缝中探出头来，阳光温暖地铺在山路上，香案上的两个酒杯，反射着柔和的白光。
“真是个好兆头哩！”有人兴奋地叫道。
按照先前的计划，修路队分成了两个部分，大部分青壮年到山下的搅拌机那儿搅拌好水泥，然后用小四轮送上山来，老人和女人们都留在山上。他们要用木板搭出槽子，用来固定水泥路面。
“以后赶猪下山去卖，就好走多喽。”有的人兴奋地说。
“我们以后就成立一个专业修路队，去帮人家干活，狗日的赚他一笔钱去。”有人用玩笑话表达着自己的愿望。
“走了几千年了，都是泥巴路，搞什么水泥路嘛。”一个70多岁的老妇人嘟囔着，用锤子使劲地把木桩钉进地里。
直到上午11时左右，这条大山里从古至今的第一条水泥路，终于有了最初的模样。尽管此刻，它仅有1米多长。
下午5时过后，水泥路面已经铺出去10来米了，可刘志珍却放下工具，悄悄回到家里。
按农历，这天是四月初八，也是程磊周年忌日。可大家都在忙着修路，程林祥说：“既然电视上都说"5·12"，那就到那天再办吧。”
但这个母亲却放不下儿子。她从厨房的斗橱里抽出两根蜡烛和一些香，还有三叠纸钱，拉开吱吱作响的木门，往后山坡上走了。
地震后，很多人都劝她搬到山下去住。有一个北京的企业家甚至愿意资助他们，在山下的镇子上买一套房子，但这些好意都被刘志珍拒绝了。
“我要在这里陪着他。”沿着崎岖的山路，她边走边说，“如果我搬到山下去住，儿子在这里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当初我把他背回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程磊的坟离家很近，走上5分钟就到了。她蹲下身去，熟练地插上蜡烛和香，用烛火点燃了纸钱。
已经整整一年了，这座用石头垒起的小小的坟茔上，爬满了茂密的野草。坟前还有不少供品，这一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不少来访者，在这儿祭奠过这个17岁的男孩。
几个月前，在清理程磊的遗物时，刘志珍意外地发现了儿子初三时写的一篇作文，是儿子写给她的，题目是《成长的路上，她牵着我的手》。虽然那些用蓝色钢笔墨水写成的字迹，已经略微有些褪色，但每一个字，刘志珍都记在了心里。
在作文的结尾，儿子这样写道：“……在我成长的路上，她总是牵着我的手，带着我越过一道道高坎，翻过一座座大山，她从不放开，也从不厌烦，她，就是我的妈妈。”
可现在，这个母亲却不能确定儿子的灵魂是否已经回家。程磊死后，刘志珍许多次地梦见儿子，可他几乎没有在家里出现过。
只有一次例外。2009年的春节，家里大门上的门神画像旧了，刘志珍把它揭了下来。当天晚上，她就梦到程磊从外头回来了，坐在堂屋的饭桌前，说自己要吃炒黄瓜。可吃完后，他放下饭碗，转身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总担心他回不了家。”回忆起这个梦，她揉揉被纸灰迷住的眼睛，低声说道：“等路修好了，他来来回回的，也好走多了。”
山林里一片寂静，回应她的，是微微抖动的烛火，与纸钱燃尽后冒起的一缕青烟。坟边有一大片不知名的黄色野花，它们只在春天开放。
夜色慢慢笼罩了佛缘路，已经是晚上7时多了，修路的人们不得不收工。他们带着疲倦的身躯，大声讨论着明日的工作，沿着山路各自回家。小山村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沉寂。
5月2日这一天，修路队并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水泥路面只铺了短短的10多米，按照之前每天40米、40天完成的计划，显然差距不小，但程林祥依旧信心满满。
“万事开头难嘛。”这个男人扛着手动压路机，笑着说，“等过几天熟练了，说不定能超进度完成任务呢。”
结束了祭奠的刘志珍，此时已经在家里做好了饭。丈夫辛苦了一天，她特意多做了几样菜。吃了几口，程林祥突然放下筷子，走到那台用了14年的21英寸旧彩电前。他拿出一张碟片，放进VCD机里。
2008年春节，在广东打工的程林祥的弟弟程平，带着新买的DV回老家探亲。他给热热闹闹的一家人拍了录像，然后刻成了光盘。不过，碟片被看得多了，卡得很厉害，就像是一张张照片的回放。
那个时候还没有地震。在这条熟悉的山路上，程瑞全老人依旧裹着他的蓝色围裙，侧着身子对着这台“新鲜玩意儿”，脸上有着孩童般的微笑。
长大后的程磊一直不爱照相，二弟程勇和一帮娃娃恶作剧般地把他围在中间，他逃避着镜头，露出羞涩又无可奈何的神情。
碟片的最后，是一朵朵在夜幕中腾空而起的烟花。那是大年三十那天，程林祥带着二儿子程勇下山去买的。夜里12时，程磊亲手点燃了一根烟花，在绚烂的花火中，一家人快乐地大喊着：“过年喽！”
在不久的将来，这条程磊燃放过烟花的山路，会变成一条平坦的水泥路，这条路有一个他父亲取的名字——佛缘。这条路从他的家门口蜿蜒而下，在它的尽头，一座全新的小镇也将拔地而起。
在那里，会有一座30多米高的汉式楼宇，名叫“春风阁”，它将是震后汶川的新标志；会有世界上第一条1200米长的羌族风俗街，楼上是住宅，楼下是商铺；还会有从汶川县城迁移来的阿坝师专。这座岷江边美丽的川西小镇，将迎来成群的学生和络绎不绝的游客。
而在程家这座略显简陋的二层小楼里，这个17岁男孩和他的爷爷，也从来不曾真正离去过。他们就这样活在已经泛黄的电视屏幕上，活在夹杂着饭菜香的空气中，活在程林祥眼角滑落的眼泪里。

本报记者 林天宏／文 贺延光／摄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