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写云山的那些荒友了，这让有些荒友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紧张于不知道我会不会在博客里写到他们，又会怎样写他们。可是没办法，我还是会慢慢的、慢慢的写到他们。

好吧，今天就写一个，万利。

如果有个词叫默契，如果有个词叫天衣无缝，那就是在说我和万利。如果在酒桌上我们俩中的任何一个琢磨上谁了，那另一个就会立即配合上来：不用语言、不用手势，连个眼神都不用，一个刚开始挖坑，另一个就已经在引道儿了，直至把人带沟里。

万利是我们荒友圈儿里最坏的。万利的坏那可不是一般的坏，不是学来的，不是后天的，那是先天的、骨子里的、公认的且没有争议的坏，而且是随时随地。这么说吧，他的坏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坏。

我和万利不仅是荒友，而且是中学同学，所以，我有资格说万利是先天的坏。举两个上学时期的小例子。

那时候上课，一律是黑板粉笔。数学老师是位女老师，叫陈任娥，后来调到北京四中这所国内顶极的学校任教。陈老师讲课水平很高，对学生要求也严，对我这样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比较偏爱，对万利这样的就不是很客气了，万利心里自然不舒服。陈老师备课很认真，每次上课还要带一两块小黑板，上面写上当堂需要强调的公式、重点等。上课时除了在大黑板上版书之外，还要挂上小黑板讲解。陈老师个儿矮，够不着黑板上方的钉子，每次就用教鞭顶着小黑板上的挂绳往钉子上挂。万利的坏点子马上就来了。他偷偷把黑板上方的钉子往上挪了一点。当陈老师再用教鞭顶着小黑板往上挂时，发现还差一点够不着，必须再伸直胳膊踮起脚往上够。你想，一个矮小的女老师，用教鞭顶个黑板，哪有那么大力气，哆哆嗦嗦哆哆嗦嗦，啪唧！黑板掉下来，正砸在陈老师头上，底下轰堂大笑。

还有一个老师，上课有个习惯――右手伸到讲台上的粉笔盒里，两个手指捻粉笔，好好一盒新的整支的粉笔，生给撅成了一段一段的粉笔头。看见哪个学生不注意听讲，一个粉笔头就飞过去了。这当然加剧了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天，一个粉笔头就飞向了万利。其实，象万利这样的学生，挨个粉笔头是正常的，佛曰：“我不挨粉笔头谁挨粉笔头？”可万利不这么想。哼！好吧！第二天，老师习惯性的把手伸进粉笔盒，忽然感觉捏住的粉笔软软的，低头一看，立刻魂飞魄散！一只肉肉的大绿豆虫缠在手指上！啊的一生惨叫，粉笔盒飞了出去，粉笔撒了一地。

到东北以后，我们俩都分在六连。万利上了机务。

其实万利是个很要强的人，干活上心用功。有的人干活整挺大动静，时不时还要挂点儿彩，干活使拙劲，人家都歇了，他还撅屁股在那干。万利不。你可能净看见他那儿歇着，可查看他干的活儿，别想挑出毛病。而且万利还不是顺毛驴，戗茬儿自然不行，顺毛抹（读妈）也没戏。偏偏那时的领导大都喜欢人前晃的，不待见人后干的。六连主管机务的副连长就是这样，总看万利不顺眼，又找不到茬口。那天万利干完地里的活儿回到农具厂保养拖拉机，把油底壳卸下来换机油，副连长来了，看见人和拖拉机都没下地，就不太高兴，拉着脸问万利怎么不下地。万利头也不抬，“车坏了。”“哪儿坏了？”万利一指车底下，面无表情的说：“曲轴弯了。”副连长趴到车下一看，可不，曲轴弯弯扭扭的。没说什么就走了。稍有一点儿汽车机械常识的人都知道，多缸发动机汽缸的下面都有曲轴，曲轴曲轴的，它当然是弯的，万利欺负他不懂，有点儿过。可能有人告诉副连长了，气的他够呛，可又说不出。看说不过，副连长想动力气挽回颜面。趁着中午开饭前大家都集中在食堂门口，副连长拽住了万利，要和他比摔跤，万利知道他要干嘛，不愿惹他，就再三推脱。别看万利个儿不高，可精豆子似的，胳膊腿灵活有劲儿，在北京上学期间还练过，但轻易不露。副连长哪儿知道，非要比，嘴里说着不怕输赢，万利盯着他，“真的？”俩人说着手就搭上了。说时迟那时快，万利一手扣住他搭在肩上的手，身子一个前倾，肘上往下一运劲儿，“走！”副连长被摔了个嘴啃泥。“好啊！”围观的知青们本来就恨他，见状都欢呼起来。副连长脸上挂不住，爬起来就来抓万利。万利就势拽住，往怀里一带，一个侧身，腿一挑一勾，啪的一下摔出好远。欢呼声更大了。这下副连长可真急了，一骨碌爬起来冲过来，可万利早就钻出人群没影了。

回北京后，万利去了区副食公司，凭着他的精明能干，成了销售主管，但因忍受不了国营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辞职不干了。后来应聘一家全国连锁经营的上市公司，混到副总的位置，成了我们圈儿里最大的奸商。

前两天我们中学同学聚会，班主任老师告诉我，陈任娥老师去世了。陈老师，在这里我替万利跟您说声对不起了。您肯定听见了，您肯定乐了，您肯定说，这是我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