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历史解释为什么有力量？

2022年07月25日 明清史研究

【作者简介】

葛兆光，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

今天我要讨论的主题，是历史解释的力量和限度。

所以讲这个题目，都来自一个想法——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能不能沟通，怎样沟通，世界史怎样成为中国史的解释背景？

历史学要做的事情就是三个：

第一个是史料搜集和考证。傅斯年想把历史学变成科学，在史料发掘、整理和考证阶段，它确实近乎科学；

第二个是历史叙述。历史浩瀚，不能什么都写在历史书里。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撰述，让历史有意义。当然，这里可能是客观与主观交织的，没有史观，就不可能有史著；

第三个就是历史解释。通过对历史的理解，发掘历史的意义。这里“主观”的成分就更大了。

过去对中国史的解释，不太让人满意的这就是往往把“中国”和“世界”隔开了。中国史是没有世界的中国史，世界史是没有中国的世界史。

怎么才能沟通中国史和世界史？也许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中国史放进世界史里面，从更大的视野看中国史。也许，这种历史解释是有力量的。

下面，我通过一种食品、一场战争、一部文献和一幅地图，来具体讲一讲

一

一种食品就是糖。季羡林晚年写了《蔗糖史》。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有关“糖”的历史研究，分成“国内编”和“国际编”，讲种甘蔗制糖是怎么从印度到中国，然后到世界的。

季先生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专家，他注意到，敦煌文书里有一个词，叫“煞割令”，就是蔗糖。这个“煞割令”来自梵文，英文suger，法文sucre，德文Zucker，都来源自这一名称。那么，是不是蔗糖的生产，也是从印度到中国，又到欧洲的呢？他从这里开始了研究。季先生研究糖史，究竟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呢？

如果大家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学界陆续出版了好些有关糖的书籍，也许会联想到更多的问题了。

1985年去世的美国学者西德尼·敏兹，在《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里的地位》中指出，糖最早在欧洲是奢侈品，可是，它怎样从奢侈品渐渐变成日常消费品呢？当然与生产和成本有关，糖多了，就不是“物以稀为贵”了。英国的糖怎么就多了呢？他考察了17世纪以后西印度群岛上的糖业发展。蔗糖大量销往英国，促成工业化的英国大量消费蔗糖，糖成为工人卡路里的廉价来源，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种通过某种具体的“物”，贯穿到跨国境的历史研究，肯定很有意义。

日本的川北稔，在1996年出版了《砂糖的世界史》。日本对蔗糖非常敏感，明清两代的唐船贸易，最大宗的就是糖，日本对蔗糖的需求相当大，后来日本占领台湾大量种甘蔗作为制糖基地，就是这一原因。铜是用来铸钱的，中国铜紧张，光靠云南的铜不够，就从日本进口，而用来贸易的中国货，主要就是糖。在这本小小的书中，他也特别引用了那句话，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前总理、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斯说的“有砂糖的地方，就有奴隶”，来说明有关“糖”的历史里，有多少说不清的历史。

从“糖”这个主题，能带动多少领域，串联多大的区域，发掘多深的历史？通过这样的历史解释，季先生参与了有关“糖”的全球史研究，也把中国在“糖”的全球史中的位置写进去了。

二

一场战争就是白村江之战。

日本有一本历史小说《白村江》，日本古代史大多对白村江之战有着非常细致的研究。为什么在中国史叙述里面，这场战争并不那么起眼。

如果比较中国、朝鲜和日本三方面的文献记载，原来，东征百济，再次挫败百济复国企图，对于大唐帝国本身，并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

可是对于朝鲜半岛呢？都有很大意义。要得到唐朝的支持，所以新罗不断地“大唐化”。由于熊津口（660）和白村江（663）之战，先灭百济，后取高句丽，逐渐实现新罗统一，这使得整个朝鲜半岛的政治文化，越来越靠拢大唐，当然对朝鲜影响很大。

对日本呢？为什么说在日本历史上，这场战争最重要？按照日本史研究者的看法，7世纪日本发生了很多变乱。包括663年发生白村江之战。新罗的“唐朝化”，曾经引起日本警觉，那段时间朝鲜半岛局势对日本影响很大，因为日本觉察到来自西边大陆的威胁，促使日本不得不先在内部改革和统合，把自身变成一个坚强的国家。这影响了后来日本史的走向和特点。白村江之战以后形成的日本国家特殊形态有着密切关系。

三

一部文献就是9世纪日本僧人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部书在日本是重要的宝贝，对它的价值，日本人和中国人早就了解。日本很早就有关于这部书的研究。把9世纪的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联系起来。让西方读者一下子就意识到，比起马可·波罗游记，円仁早4个世纪、更清晰准确的中国纪行，意义有多大。

在这样的世界史背景下，円仁及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意义就大大提升了。

四

一幅地图。就是塞尔登地图（又名《东西洋航海图》）。

这幅地图160cm长，96cm宽，大概绘制于1608年，也就是明代万历三十六年。由一个中国到东南亚经商的商人绘制，几年以后，被一个在万丹担任商馆馆长的英国军官约翰·萨里斯得到。17世纪中叶，英国最著名的东方学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从他手里买到这幅地图，1654年塞尔登去世后，捐赠给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直到2008年，它才重新被发现。

这幅地图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不像过去地图那样，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南海为中心，涵盖了整个东亚、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域。

第二，传统地图受到政治影响；然而塞尔登地图以南海为中心，主要是考虑经济即贸易路线。商人的眼睛里并不完全在意天朝、帝国的完整性，它是一幅为商人指点航向的海图，与当时往来南洋海域的中国商船和商人有关。

第三，由于是中国人的作品，当然记载中国格外详细。

如果把它和明代有关四裔的文献对比阅读，也许意义更清楚。

五

简单总结一下。

历史解释确实是有力量的。它不止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而且可能像探照灯，在漫漫无边的史料里面，把一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历史变成了历史的关键。

历史学有“史料发掘”“历史叙述”“历史解释”这三个事情。前两个不可能离开最后这个历史解释。

现在很多学生写论文，往往随意打一个洞，钻下去，看上去好像很深，但是很小，也没意义。

我的结论是，要有好的历史解释，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放宽历史的视野，把中国放到更大的亚洲、世界的背景里面去。中国史的研究者要更加辛苦地去读世界史的书，世界史的学者要更加多地读中国书。歌德说，“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