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达累斯萨拉姆前后生活了近七年，对这个城市像家乡一样了解。每一条街道，每一片海滩，每一座球场，每一处集市，每一家小吃店，都留下过我的身影。我还清楚地记得2006年7月1日初次抵达达累斯萨拉姆的情景——朱利叶斯·尼雷尔国际机场简陋得像一座汽车站，出关手续繁琐拖沓，等了2个小时才拿到行李。好不容易出了机场，搭车去住处，沿途道路破烂不堪，市区一片萧条，比国内的一座三线城市都不如。汽车过处，烟尘飞舞，乱鸦腾起。这里怎么生活啊？我的内心一片拔凉。

实际上，坦桑尼亚的GDP增长率在非洲大陆一直名列前茅。这个国家政局保持稳定，从来没有发生过内战和政变，没有军事独裁，没有恐怖袭击，也没有如有些非洲国家那样一到大选年就骚乱，老百姓性格总体温和纯朴，只是经济基础过于薄弱。七年来，我见证了达累斯萨拉姆的不断发展，新的写字楼、新的主干道、新的酒店、新的大桥，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给我平淡单调的驻外生活带来许多生趣。

与大部分非洲国家首都一样，达累斯萨拉姆贫富差距悬殊，既有富丽堂皇的酒店别墅，也有混乱阴暗的贫民窟；既跑着崭亮的玛莎拉蒂，也有拖着黑烟的金杯面包。整个城市有明显的贫富界限。从中央铁路到港口再到卡里亚克一带充斥着脏乱差，那里是低收入者的聚集地，流动人口众多，抢劫盗窃时有发生；而达市东北角的基隆多尼半岛却秩序井然，整洁的道路，两旁花团锦簇，高档酒店餐厅应接不暇，俨然是一座欧洲城市，政府高官、大商人、外交使团大都居住在这一带。出于安全考虑，我的活动半径一般不超过半岛范围。倘若工作需要，就赶早进市区办事，天黑前回到住所。
 

我的住所位于达市东北角的海边，这是一座封闭的大院子，里面一排3层楼高的公寓楼。房间很大，足有200平米。房子的三面被绿树红花和草地包围，另一面是浩瀚的印度洋。每天清晨，我推开卧室窗户，眼前就是蔚蓝色的海水。我每天晚上听着潮汐的涨落声入眠，久之形成习惯。院子隔绝了达累斯萨拉姆的喧嚣，似乎栖身于另一个时空。

平时吃饭主要靠自己下厨。菜品就在住所不远的一个菜市场购买。这里的物价比中国贵1~2倍，蔬菜种类不多，主要是土豆、洋葱、青椒、西红柿、卷心菜、西兰花、胡萝卜，肉类则是牛肉、鸡肉、鱼，猪肉少见。工作繁忙和周末时，我经常去中餐馆打打牙祭。达累斯萨拉姆的中餐馆有30多家，粤菜、川菜、湘菜、淮扬菜等口味众多，各家餐馆都供应海鲜火锅。达市也荟萃了多国美食，在基隆多尼半岛上的Seacliff和Slipway两处步行街，酒吧、披萨店、牛排店、烧烤店、寿司店、冰激凌店一应俱全。

达累斯萨拉姆居住有3万多华人华侨，做什么的都有。七年来，我结识了不少好朋友。我周末常和好友去达累斯萨拉姆北面的白沙滩聚会。白沙滩的酒店常有当地特色舞蹈和音乐。白沙滩对面的两座小岛是达市最好的休闲场所，搭乘快艇30分钟就可到达。我们到岛上租一个草棚，摆上各种酒水饮料，点一盘烤鱼配炸薯条，看着碧海蓝天发呆或在沙滩上小寐，也可在沙滩上打排球或踢足球。退大潮时，还可下海浮潜，欣赏岸边如花园一样的珊瑚群。

达累斯萨拉姆经常停电。这个城市60%的电力供应来自水力发电，一遇到干旱，供给枯竭，全城歇菜。2006年我刚到达市，就遭遇了长达半年的停电。2011年又连续停了4个月。至于那种来半天电停半天电的情况，数不胜数。有钱人家里都配有发电机，没钱人只好听天由命。窘迫如我们，只好白天跑到市内的五星级酒店大堂里上班（酒店用柴油发电机发电），同时给手机、电脑充满电。达市有半年气温在30度以上，停电空调不运转时，每晚热得翻来覆去睡不着。

在达市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能去坦桑国家体育场蹭场地踢足球。这座体育场是中国政府援助修建的，硬件设施一流，国际标准场地，全天然草皮。至今仍由中国的承建公司管理。几乎每个周末，我和一帮痴迷足球的朋友会去拼杀一番，在异国他乡留下快乐的汗水。达市的外交使团每年会组织足球联赛，有30~40支不同国家的队伍参加，号称“迷你世界杯”。我也有幸参加过两届，可惜一次也没能从小组出现。

七年一晃过去了，我依然顽强而健康地活着。我现在搬到阿鲁沙居住，但达市的生活片段时常像电影在脑海中掠过。这座城市改变了我很多，如今我能说一口纯正的黑人英语，我适应了黑人的慢节奏，习惯了汗湿的衣服紧贴在背上，也能够连续一个月吃烤鸡配乌咖喱。但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把我从追逐名利的迷途中拉回本性。虽然达累斯萨拉姆曾给我带来一点痛苦，虽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些都是我的人生财富。没有达累斯萨拉姆，就没有现在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