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熬夜，为的是能在第一时间阅读新浪读书频道推出的李师江转型之作《福寿春》。我已经多年不看小说了，不是因为没好小说，主要是因为已没了读闲书的心境。在报摊上转悠转悠，完了买一大把财经类的读物，不管好看不好看，不管有用没用，总之是要拿来看一看的，否则觉得会被人笑话：做财经报道的怎么连圈内行情和行话都不懂！

于是那些颠三倒四的业内传闻和砖家神神道道的断言便成了满眼晃动的可恶诅咒，这样的阅读已经不是阅读了，堪比学生时代对教科书的厌恶。

但是偶然中读到的这样一部好小说还是让我找回了过去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只有在第一次全本读完《水浒》，读完《复活》，读完《德伯家的苔丝》等书时才有的感觉。

令人称奇的是，《福寿春》的小说作者竟然还是一个70后，在刚展开他的小说时，那些老到的文字似乎提醒我最起码是在跟一个同时代的作者沟通，但当我打开李师江的博客时，我发现那个长着娃娃脸的男孩简直就是我一侄子的模样！真心地祝贺这个年轻人，虽然我知道我的祝贺对已如日中天的李师江来说几乎一钱不值。

大概是刚毕业不久吧，我那时也狂热地爱上了写小说，因为我的一个老师的缘故。我的老师是一个从新疆回城的上海知青，上海一下子回不去，他就打迂回战，先在我的老家一所师专任教，准备以自己的努力慢慢向上海靠近。师娘有几次在跟我们闲聊时，到最后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对上海的神往，“那是我们生长的地方”，这也是我的老师总是挂在嘴边的话。

老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地方高校中是奇货，但我的老师夹杂在一堆从各县中学里抽调上来的乡村老师中间似乎并不被看重：一个中文系的主任用方言给我们上文艺理论课，讲到文艺来自生活高于生活时，他就拿自己早年在生产队里写过的一首打油诗来佐证这个观点；一个教心理学的副教授整天捧着教材读，从没见他有从书本上移开的时候；一个教现代汉语的45分钟时间里憋出来的话总共不会超过50句，总是在绕着讲台踱步，跟生产队长似的……只有当在我心里被真正称为老师的前上海知青来上当代文学课时，我的神经才会高度兴奋，这不仅是因为老师上海式的温文尔雅很能感染人，让人觉得课堂像大学的样子，而且因为老师当时正值创作的高产期，中长篇小说一部接着一部发表。当时文学还是很有市场的，摊上这样一个常常发表小说的老师教授当代文学，也算是自己大学生涯的一大幸事。

近朱者赤，吭哧吭哧地写了几个短篇后，终于有一篇被老师推荐到了市里的一个刊物上发了，从此我似乎找到了这辈子的航向，专业课几乎荒废了，天天躲在被窝里看小说。当然小说看多了人也就神神道道了，不该说的话张口就来，还喜欢给老师取绰号，在临毕业的关口，终于被小人参了一本，打发到老家教书去了。而当时跟我一起考上这所学校的农家子弟中则十有八九留在了那所古城里。

我离开那所城市没什么遗憾，因为本来对它就没什么好印象，感觉人都比较阴，像那些曲里拐弯的小巷一样不测。从这个古城里出去发迹成为上个世纪最红文艺人的老先生曾经有若干小说散文描写过这个城市的人，其中的Q哥更是成了“这一个”，我多次读前辈的文章，总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他对家乡这个古城的厌恶来。我的遗憾在于我从此将告别我的前知青老师，很难再到他的陋室里聆听他的教诲了，也很难再让他改稿了，我想，以乡下教书匠的身份去糊弄文学是很搞笑的一桩事。

但我在离开老师的最初几年中还是有模有样地写了不少的小说，虽然能发出来的少之又少，好歹也算对得起他了。这期间，老师倒是大红大紫起来，先是《信访办主任》获得了全国大奖，后是跟著名导演合作完成了《女儿红》电影剧本，电影公演后在海外产生了不小的反向，老师就顺理成章地上调到省城的一所传媒大学做了教授，而且是那种名至实归的教授——虽然离他们夫妇心目中的上海还是隔了些距离，但毕竟也算是一个大的城市。

现在，我与老师同处一城，每每念及他的好，我常常夜不能寐，想去看他的冲动一日甚过一日，但我终于没去，我知道，以自己这枉活的二十几年是没资格去见他的。现在，老师也已经六十出头了，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表明，老师已经是那所大学“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了，私下里很为他感到高兴。

写小说而至名声远播进而彻底改变自己人生的例子比比借是，但因为写小说而倾家荡产苟且过日的则更多，自曹雪芹蒲松龄以来，混得惨淡经营的文人代有才人出，这本不为奇，文人大都是这样的结局，百无一用是书生泛指文人。

前些日子听到总理先生说一个民族也应该有一些抬头望天的人，甚是感动，感动过后也就凄然，望天的无论如何是不能与看路的相提并论的，你左右随便瞧瞧，哪个总是望天的出息了？

祝贺李师江，祝福我的前知青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