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八大山人《岣嵝碑·石鼓文并释文册》(二)
(2009-08-29 23: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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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岣嵝碑》,原刻于湖南省境内南岳衡山岣嵝峰,故称“岣嵝碑”,原迹已无存。相传此碑为颂扬夏禹遗迹,亦被称为“禹碑”、“禹王碑”、“大禹功德碑”。
碑文共77字,9行,第一至八行每行9个字,最末一行5字。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文和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有人猜测也可能是道家的一种符录,也有说是道士伪造。关于《岣嵝碑》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罗含的《湘中记》、赵晔的《吴越春秋》;其后,郦道元《水经注》、徐灵期《南岳记》、王象之《舆地记胜》均有记述。明代杨慎对此碑所作释文为学界认可,八大山人临作在释文中与杨氏释文大抵相同,借鉴与否不得而知。《石鼓文》为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刻于十个鼓形石上,故得名。每石有一首四言诗,内容是咏秦国君游猎之事,所以《石鼓文》又称“猎碣”文字。原石高约三尺,径二尺许,由于屡经兵火摧残,风雨侵蚀,故而漫漶颇甚。其中一石在宋代被改凿为臼,另一石也不存一字。据郭沫若统计,《石鼓文》字形完全的有465字。八大山人临习此作和临《岣嵝碑》一样,从用笔到题注和考释书写格式基本相同。《岣嵝碑》原迹现已无从查阅对照,但从《石鼓文》看,八大山人的临作绝不是实临,而是抄录性的意临或摹写,也就是说,这件临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把文献研究放在了首位,把书法创作放在了第二位。因此,写味十足,轻松自然。打破了秦代以来写篆书的技术性较强,甚至接近美术化的严整,这一点上,八大山人应该说是非常有胆识和超前意识的,即便到了清末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罗振玉等篆书大家亦是严谨有余,不敢越雷池,直至现当代书坛出现了“草篆”,和八大山人相比也已经迟了近三百年矣。八大在篆书中加入行书,甚至加入草书笔意,露锋起笔较多,收笔当止则止,亦不计工拙,圆转处灵动自然,用墨干枯相间,任笔驱驰,线条比较圆厚匀等,结字方整者居多,然而亦有长短修齐,参差俯仰变化,章法上变化也较大,篆书与行楷参杂,篆书字大,楷书字小,楷书中又大小相杂,大疏大密,加之多方朱色印鉴点缀其中,妙不可言。
这件书迹除了书法本身的艺术价值外,还给我们透露出以下几方面信息:一是八大山人不但是个出色的书画家,更是一个学者,一个在古文字研究方面颇有见地的专家;二是八大山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留心篆书,且能临习、揣摩、研究,所以才奠定了他书法创作的高古格调;三是可知他楷行草书结字方中带圆,线条匀整遒劲的来由,原来是其从篆书中吸取的养分,当然钟繇小楷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四是从八大山人那时就已经给我们学习篆书提供了一条途径,那就是篆书可以草写,也可看出他对金文、大篆的理解。因此,八大这件作品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作为一个书法家要想大成,功力之外,需要有学识作支撑;二是写篆书是写好行草书的一个训练途径,想把行草书写得高古篆书必须写,或者广而言之,篆隶楷必须写,否则线条会流于虚空,格调也要趋于低俗;三是要做一个既能务实而且有思想的人,八大此帖而外临帖作品也流传较多,足以看出他的勤奋务实,而他又能融汇百家,自成一家,采百花而成蜜,这就是想法和眼光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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