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玲 《大破天门阵》饰穆桂英

    满十二岁时，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担纲主演。我的“三大”剧目，即《大战九花娘》、《大破天门阵》和《大战十一国》中的长靠、短打武功很快在省城剧苑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冲击波。因为在我之前的河南梆子戏中，此类剧目基本上是以男旦担任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迄，女演员虽已大批涌现，但大多是以唱功见长的文戏，能翻能打的却非常罕见。我初露头角，观众感到新鲜，难怪他们是那样热烈的捧场！这种厚爱反过来又激励我去更加刻苦的练功，更加认真的演戏。

    《大战九花娘》亦名《大狼山》，经改编后今称《狼山女侠》，是清装戏。扮演“九花娘”一角必须身手矫健，不仅能翻打跌扑，还要能使用多种兵器开打。《大破天门阵》别名《穆桂英下山》，建国后有多种整理本。但不管如何改编，重头戏也仍旧是在穆桂英身上。这位宋代女英雄冲锋对垒是要扎靠的，扎了靠又不能显得臃肿，还要演得从容、俏丽、性格开放、仪态万千而又充满魅力，既不同于樊梨花，又不同与王怀女，分寸要恰到好处。

    至于《大战十一国》其特点就更明显了。这个戏又名《金盆记》，齐国的无盐娘娘在戏的

前半部是以青衣（正旦）应工，中间扎靠，后又以帅旦应工黄桑棒战败十一国大将后，到碰碑归天前夕，则现出原形，披头散发，加开红百黑三竖道，双重脸谱，并用黑头嗓子演唱，其难度可想而知。说心里话，当时年尚幼小的我，功力肯定是很不足的，无论唱念做打，都还不到成熟的阶段和水平。而开封的观众却那样的爱戴我，捧我的场，关键是我人小、胆大、三道腔。特别在武功上，我又是京剧的师承，扎实、规范，在台上认真、卖力。所有这些，在观众看来便可理解为对他们的尊重。

    同时开封又是豫剧的发源地，会看戏，懂得艺术的“老戏筋”（内行）有的是，无论哪路、哪派进省城，只要你抱着一个谦虚的态度，既不糊弄，也不卖弄，这里的观众就绝对欢迎你、抬举你。可是如果你只有八分本领，硬要吹成十二分，好啦，不客气，那就绝对的不饶你，一定会以十二分的水平要求你，当你一出场，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有一点不地道，不够成色，立刻便会鼓倒掌，喝倒彩，“通——通——”的让你张不开口。好几位有名的“上将”进开封前自认为能压倒一切，海报上大吹大擂，结果上场才两式或没几句，便被观众发巴掌给拍了个不亦乐乎，无奈何，有的只演一场，天不亮就不辞而别了，临走并发誓“永不进开封”。

    时不时的这一信号告诉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学无尽头，艺无止境”。必须处处留心，时刻当心，严格要求自己，“台下几年功，台上几分钟”，那是切不可忘乎所以的。班主、老师，还有我的继父、母亲，之所以培养我，是看我是棵苗子，加之我又特别喜爱这一行，一天到晚拼命学，拼命练。但是“苗子”也并不等于“大树”呵，要想成大树，就要“吃的苦中苦”，这绝对是条真理。

    当然，也还有个“机遇”问题，比如我当时，就是赶上了一个有利条件，那便是三十年代成名的一大批名伶，在四十年代初期有的嫁人了（当时称“从良”，实际也有些是被豪强霸占的），有的沦落或被迫改行了，更多的则是或东或西离开了汴梁城。而我的同龄人却大多

不想吃这份苦，或天赋不够，难以冒尖，这一切便成了造就我成才的好时机。

    有时候班主还请一部分京剧的底包，来和我们合演。我的两位京剧教练杜庆斌和“金丝猴”对我又特别严格，在练功场或舞台上，甚至严格到严厉的程度，常常是一点走不到，棍子就打在了头上。用师傅和妈妈的话讲，就是“戏是苦虫，不打不成”，“决不能让她骄傲”。

宋老师戏装照

    一次，在人民会场演《大破天门阵》，最后开打时，杜庆斌老师和师兄苏泽民（今邯郸东风剧团导演）、郑兰波（今许昌戏校教师）、赵鑫亭（今邯郸东风剧团教师）四个人和我打“

荡子”，其时，师傅想试我的功力，套路走完仍不叫下场，他眼色一丢，一个打完一个接，连环场竟成了“车轮战”。没有赶上师父的步子，他那杆枪一下便打在我的正头顶，疼的我头晕眼黑，临下场时，离厂门还有几尺远，师傅那大脚板子长腿便踢到了我的屁股上，我身子一缩，竟像个足球似的滚进了后台。紧接着又要上场，老天爷，哪敢哭啊！

    还有一次演《九花娘》，那天正赶上女孩家的月事，偏巧第一场又是“趟马”，跑圆场有几个翻身，按规定是正反六圈，我因肚疼的很，只少跑一圈，被站在场门的母亲看出来了，等戏演完回后台刚脱下戏装，她老人家那早已准备好的劈柴棒子便像狂风暴雨般落在了我的身上，疼的我在地上来回翻滚，“娘啊，娘啊”的哭喊，那惨状连一向严厉的杜师傅都有点心疼了，被过脸骂我妈“心太狠，这么好的闺女打这么凶，唉！”

    曾有一段时间，有些老师竟惑疑我是不是要来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