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性存在

潘绥铭

《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104－110页

摘要：本文以“性存在”作为核心概念，分别以例证法揭示了当前中国城市里的性存在状况、其社会原因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

性存在包括3个组成部份。在性的生物存在方面，本文着重揭示了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在性的心理存在方面，着重阐述了性学语言系统的建立。在性的社会存在方面，着重考察了性方面一系列变化的社会表现。性存在还有5个直接相关物。

本文分别论述了性与性别、与爱情、与婚姻、与生殖和生命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

性变化的原因，本文归结为主要是人口结构的变动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变迁。在未来发展方面，本文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基本趋势。

作者：潘绥铭，男，195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性，是以特定的生理反应周期（唤起、持续、高潮和消退）作为最终表现的一种生命现象。但是在人类中，它已经扩大为一种系统的“性存在”（sexuality）。其内部结构至少由3部份组成：生物存在—特定的构造、机能及其实现过程；心理存在—主体对于生物存在的感受与认知；会存在—前两种存在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实际表现形态。性存在至少有5种直接相互作用物，构成它的相关结构：性别、爱情、婚姻、生命周期和生殖。因此，“性社会学”应该是对于系统的性存在的社会学研究，而不只针对性关系或性间题。

本文据此框架探讨当前中国的性存在的状况，既包括性观念也包括性行为石本文强调其变化的方面，主要反映城市中的情况，所举数据均为报告发生率并仅视为例证。

一、八十年代前的性存在模式

至晚从清朝康熙到乾隆年间起，中国已形成了以“合阴阳”为基础的生殖工具化的性存在模式—按照传统性别角色，以生殖为最终价值目标，限于婚内，以夫妻恩爱调节，排除少儿与老人，不可言传，被视为低级本能的生命现象。只有在此范围内，而且按此排序，社会才承认性的合理与价值。它不是肉体禁欲主义，而是一种精神禁锢，主要反对性的“寻欢作乐”。

“五四”时期新文化对性存在的作用，主要是引进了当时西方的浪漫主义爱情观，但几乎所有研究者仍囿于传统的阴阳相合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是确立了相当彻底的一男对一女的性关系。其次是使性存在服从于其他的、与性相关甚小的社会大目标。这种倾向在“文革”期间达到极点，形成了相当彻底的“无性（表现）文化”。总之，既往社会的共同规律是：在内部结构方面，把性存在强行压缩为单纯的性；在相关结构方面，则把各相关物扩张为只对性存在发挥单向的制约作用。这样，中国人的性交并不少，人口在急增，但在文化上，性存在却似乎不存在了。作为反动，80年代以来性存在的变化也必然反映在这两方面。

二、内部结构的变化

（一）性与生殖开始相时分离

客观上，生殖只是性存在的相关物。但既往社会都把性的生物存在规定为只是生殖过程的前半部份，因此性的心理存在和社会存在就几乎都是不必要与不合理的。这是对性存在的最彻底的压缩，也是反对任何性快乐的首要理论基础。近年来的变化必然首先是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只不过这变化并非从性方面开始，而是计划生育工作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歪打正着。其具体表现是：

1.它使性的价值观出了多样化的余地。在生够规定的子女后，性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于是性快乐主义倾向开始出现。只有11.3％的被调查者认为性生活是为了生儿育女，却有41％和27％的女人希望尽量多地和每次性生活都获得性高潮。2.计划生育普及了最基本的性知识，客观上开始打破性“不可言传”的禁忌。笔者5次具体性行为调查的反馈率，从1986年到1991年为64％到87％之间。

3.避孕和人工流产的合法普及，客观上削弱了私生子女对其非婚父母的惩罚意义。焦作市1989年女性婚前处女膜破损率为52％，但未婚先孕者仅为4.4％。1991年北京市大学生中，因怕怀孕而没有发生婚前性交的仅占4.1％。4.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减少，客观上增加了人们过性生活的时间与机会，也提高了性高潮频率—同年龄组中，一孩之母的频率比多孩之母高27％。

（二）女性开始成为“有性人”

中国传统性文化对女性的性的生物存在持多重态度。讲生殖时歌烦母亲，讲三从四德时否认女性有性需求，讲“女色祸国”和“劳色伤身”时又恐惧之。这样，人类的一半的性存在就被更深重地压缩了。这个“无性文化”的根基之一，是首先被女性自己在近年来打破的。

这主要表现为：女性日益重视性生活对自己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对丈夫和婚姻的意义。在每10次性行为中，女被调查者平均获得4.1次性高潮。但认为自己目前的性高潮次数太少的仍占41％，认为正合适的占48％，认为太多的只有11％。相关分析表明，在影响性高潮频率的26个因素中，女性自己是否希望更多地获得，排在第一位。女性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对自己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不是性交次数，而是性高潮的频率。这带来行为方式与观念的变化：

承认女上位最适合自己的被调查者占l.4％，其他非男上位占16％。另有32％已婚女被调查者认为，女性性欲比男性强。这些数据所表明的，不是必定真有这么多人做，而是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女性肯于并敢于表述自己的性存在。

因此性生活也许已有“阴盛阳衰”。笔者接待的男性求询者中，62％是由于妻子不满意才认定自己阳屡或早泄的。贴满各地大街小巷的“专治阳疾早泄”的广告、公开出售的数十种“夫妻快乐器”及“壮阳药”，表达的不是中国男人一夜间都崩溃了，而是男性正在适应变化中的女性，从而也就改变着自己和整个性的世界。

作为“有性人”，女性开始敢于暴露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份。关键问题是：裸露是性刺激还是美？71.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性才有美，但毕竟是一种升华。

（三）性正在变得可以表达

这就是性的心理存在和社会存在逐渐复原。它的最根本表现并非色情品传播，而是中国终于有了一套依托于科学的、可以供人们表达“性”的语言系统—性学词汇。以往社会的性精神禁锢，不仅靠不可言传的禁令，更靠无法言传的语言现实。除了莫名其妙的书面婉语，一个人哪怕只是思考性事，也会立即掉进骂娘话、脏话和粗话的烂泥坑，连自己都无法容忍，还怎么表达？80年代，尤其1985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到1992年6月各类性学书籍已有216种。正如传统性道德（包括乱伦禁忌）主要靠骂娘话传袭一样，性学词汇客观上也在传扬着新的基本性观念和新的、非道德化的价值判断标准。舍此，中国便永不会有性医学、性教育等等。

当然，非法色情淫秽物品也在蔓延。1989年初，27.6％的人报告自己看过直接描绘性交细节的图像材料。51.2％的人想看（重叠统计）。到1991年3月，数据分别是34.0％和50.5％。此外，公共场合中他人可见的异性亲呢行为，在7城市中从1985年到1990年，数量在曲折上升，行为限度在缓慢扩大。

（四）性生活的感情色彩正在增加。

虽然没有历史数据可比较，但定性地看，中国人至少在婚内，正从庄严履行义务的“敦伦”向生物意义为主的“性交”再向情感化的“做爱”转变。夫妻有过唇接吻的占76％，手摩女乳占59％，抚摸对方身体占57％，手摩女阴占47％，舌接吻47％，手摩男阴33％，口刺激女乳27％，男对女口交24％，女对男口交17％，涉肛行为7％。当然，这些数据也同时说明行为禁忌或表达禁忌仍然强大，但性的心理和社会存在确实有所复生。

讨论性存在的内部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模式，更不意味着三种存在必须在量上相等。人类性存在的历史趋势，是后两种存在的不断扩大。此处的讨论意在表明变化之深之大之速，并强调性社会学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内核的整体，而不仅是社会热点话题。

三、相关结构的变化

既往社会用相关物来单向制约性存在，可以总结为几种“唯xxx论”，例如前述的“唯生殖目标论”。现在，性存在并没有变成“反生殖目标论”等等形式，只是不再“唯”了，或者说，不“唯”的那些现象日益显现了。同时，性存在对相关物的反作用也日益显化。双向互动正在发展。

（一）性的“唯性别论”已非一统天下

首先是性活动中的“唯传统性别角色论”正在崩溃。除前述情况外，非法的男向女卖淫、男向男卖淫和女向女卖淫也可作为极端的例证。因此法律中的“容留妇女卖淫”的提法已改为“容留他人”。

其次，性活动的“唯异性之间论”也受到冲击。北京1991年男大学生承认：仅有过同性间性活动（包括具有性刺激含义的触摸）的人占16.6％，仅有纯粹心理上同性恋倾向的为8.4％，两者均有的占4.2％。女大学生中则为15.2％，10.1％和2.6％。若观念未变，恐无人会报告的。

最后，中国首例变性（别）人冲击了生物存在上的“唯生理性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