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被媒体称为“性学第一人”、“麻辣教授”，然而这些词汇在潘老师眼中都是不严谨的，得马上修改，否则它们就不应该被写出来或者讲出来。

事实上，在采访潘绥铭教授时，记者的语速放缓了，开始了字斟句酌或者“磕巴”的过程。不过潘老师很宽容，他体谅地说“严谨”是他的社会学职业病。

潘老师和他的同事们最近发布了他去年主持完成的系列调查报告——《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这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次进行的“性”的历史比较调查。这次调查是在2006年7月－11月进行的。此前潘老师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完成了“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2000年的调查是中国第一次的同类调查。

从2007年5月1日开始，一直到7月3日，这一组报告以简报的形式，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段内连续发布。必须承认，几乎没有人会真正看完总共的22个“简报”，或许只是“简报”一开头层层叠叠的“宝塔式”标题就吓跑了绝大多数人。

但，潘老师认为总会有人认真看这组报告的，为此他于7月23日在新浪网开设了博客，以方便有人查询获取。

必须提及的是——潘老师反对人物报道这种文体，因为“这一体裁有问题，人物报道最后都是塑造出一个偶像”，他建议记者换一种新文体，这显然有点难住了记者，更重要的是潘老师的评价某种意义上击中了新闻报道的要害，生活是平淡无奇的，而新闻报道往往是精彩过度而且带有太多的逻辑性。

当然，潘老师“严谨”也体现在他自己未来可能的传记上——“如果我70岁的时候写回忆录，你不要相信。”他说：“回忆录的作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重新解释自己的一生，我自己也必然如此。”

是的，潘老师的很多见解是深刻而促人反思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见到他，都会本能叫一声——潘老师……

9月1日下午，潘老师向《新世纪周刊》记者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说性革命在中国已经基本成功了？

这或许是重要的一课。

爱情，不要搞成梦幻

《新世纪》：在大学生当中，2006年与2001年相比，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曾经认为爱上过异性的人都显著地减少了，其中男生减少7.7%；女生减少10.9%。为什么呢？难道21世纪是爱情的坟墓？

潘绥铭：大学依然是恋爱的天堂。但标准越来越高了。现代中国，包括全世界都一样，个人的自尊心与独立性越来越强，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因此标准也就越来越高，符合你的标准的就越来越少。这是全世界共同的情况，尤其在受教育多的人的地方。

不是说他（她）不想恋爱，而是说他（她）恋爱成功率越来越低。他（她）看不上了！

什么叫爱情？中国传统上只有夫妻恩爱。浪漫情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公元11世纪，法国普罗旺斯省出现了第一个歌颂浪漫爱情的游吟诗篇《罗兰骑士之歌》，在那之前没有这东西。这种爱情在西方经过近1000年的成长，五四之后传到中国。现在但凡读书人，受过点教育的人，都信仰这个。

那么在浪漫情爱出产地西方，为什么出现了性爱分离？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爱情难于实现哪，这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西方性革命为什么首先从大学生中开始，尤其在美国特别明显，跟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那就是）爱情的幻灭。目前在中国这种情况也开始有了。例如木子美，最招人恨的是什么？是她把性和爱给分离了。表现是比较随便，其实是把爱情与性爱分开了。

中国传统的夫妻恩爱的标准，相对来说它低呀，尤其在精神层面上，要求没那么高，它就容易实现，也就不那么容易被别人颠覆。

你二十多岁浪漫爱情，三十多岁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想夫妻恩爱，至少对你来讲，这也不能抛弃吧，也是有价值的，它的标准没那么高哦。

你越崇拜爱情，像琼瑶小说似的，你把它鼓吹得越纯真越高尚，最后你实现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这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吗？

你要总想当比尔·盖茨，那你就跳楼算了！

《新世纪》：如果像你所说，这是很让人震惊的？

潘绥铭：爱情，从趋势来讲，只能是越来越少。如果标准不变的话，成功率当然越来越高，因为交往越来越多，沟通技巧越来越发达。可问题是爱情的标准提高了。

中国人有种误区，总以为是因为道德败坏。最高层次的爱情（浪漫爱情）应该也可以达到，但绝不是现在、绝不是马上、绝不是那么容易。那么低层次爱情（夫妻恩爱）也可以（接受）。这个在西方历史中表现得很清楚，只是在中国没有人向大家好好介绍。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社会学是解决群体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个体的问题，有一千条规律，也未必符合每一个人的经历。

一位女学生的问题

《新世纪》：早在1987年，一位女学生就在课堂上问你：你老是说“婚前性行为”，那么就没有“爱前性行为”吗？哪一个更不符合道德？当时你是怎么回应的？

潘绥铭：当时我没有回应，而是在第二堂课上做了回应。

她这句话深刻在哪？中国传统的道德永远是以婚姻为标准来判断性行为好不好，可是现在有了爱情。你可以说：“不能以爱情来判断性行为”，那得讲出来为什么吗？没有理由，没有根据，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非婚性行为，这些全都是以婚姻为界线，那么有没有爱情（为界线）？这个女同学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两个标准，在社会上都存在，我认为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就如同不同的宗教信仰一样。宗教信仰很难区分对错，你说这个宗教好还是那个宗教好？不是理性问题，不是道德修养问题，而是信仰问题。

《新世纪》：另一个引起关注的是中国男人“找小姐”的总体情况。报告中反映“找小姐”与“多伴侣性行为”之间是反比例关系。在最近6年中，后者显著地增长了，从而抑制了男客总人数的增加。简单一句话：性产业的天敌，其实并不是禁娼的法律，而是性解放。根据您的报告是否可以预测性产业最终会走向衰落？

潘绥铭：大俗话讲，如果不花钱就有，你干嘛要花钱买呢？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一个规律。娼妓业最兴盛的时候，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二十世纪以来，是减少的趋势。他不花钱，甚至还有感情、还有爱情；为什么还要找小姐。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也逃不出世界的发展规律。

《新世纪》：目前在中国，无论“小姐”（妓女）还是嫖客，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在这短短的6年里，觉得“处罚小姐重”的人增加了将近1倍，现在有四分之一强的人并不同意目前的政策。但是如果公开地表达，这种宽容是否还存在呢？

潘绥铭：那当然就不会出现宽容了。全中国人都知道，这就是群体的压力、社会的压力。私下的意见与公开表达的意见会不一致。这表明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渠道不畅，缺乏这样的社会条件。现在的好处是发表不同意见不一定会产生后果，比如在网上回帖。可是对于引起后果的恐惧依然存在。所以大家都潜水，都不跟帖。

要了解中国人的真实想法，你只能这样做（采用私密的方法进行调查，比如让被调查者单独在笔记本电脑上回答问题）——凡是注重质量的社会调查都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大约十年前，李强教授就在学术界提出，中国人是两副面具，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戴上不同的面具。这是很有道理的。

之所以用笔记本电脑，这是全世界最容易获得相对真实回答的方法，要缓解群体压力——不是根除——就必须采用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中国大多数人都可以使用，即使没使过，也在电视上见过。现在使用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新世纪》记者 刘巍 实习生 张潇 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