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卫生部艾滋病咨询专家委员会工作通讯》）

2005年12月8日

“高危人群”的提法，在英文中是“risk population”。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三个大的区别：

第一，risk population的含义是：那些人自己冒着被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也就是说，那些人的最本质特征是最可能受到艾滋病危害的人，而不去管他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例如，某些人“有食物中毒的风险”也是risk这个词，却并不表明这些人会传播食物中毒。总之，risk这个词是“主体指向”的，说的是我们所指称的那些人他们自己所处的一种状况，并不是他们对于其他人的意义。即使是risk的派生词at risk，说的也是“主体”处于对他自己来说很危险的状态之中，而不是说他对于别人所具有的危险，更不是对他人的危害。

可是，在中国的“高危人群”的提法中，“高危”这两个字一直缺乏一个明确与准确的解释。一般来说，它最可能被解释为“具有高度危险”。也就是说，“高危人群”强调的是：那些人首先是传染源，是危害别人的人，而且从字面上来看，根本不包括“他们自己首先是受害者”这样一层意思。尤其是，如果把“高危”这两个字解释为“具有高度危害”的话，那么那些人几乎就成为社会公敌了。

在非专业人员中，甚至包括一些专业工作者，经常把“高危人群”解释为“那些人中间的HIV感染率比较高”，所以才这样指称他们。这就更加脱离了“他们自己首先冒着风险”这个risk的基本含义，而且潜在的指向仍然是说那些人是传染源。

结果，我们所说的“高危人群”，其实应该翻译成high dangerous to the others，甚至是greatly harmful to the others。但是这样的提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国际社会与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政府所接受。

第二，risk的主要词义是“冒着……的风险”而不是“危险”。风险说的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必然性。例如，我们经常说：买股票有风险，却不说有危险，就是因为买股票并不是必然赔钱。同时，风险是人们可以应对的，而不是非要做出巨大牺牲不可。例如，我们可以说：为了预防艾滋病，我们愿意承担风险；可是如果说“我愿意承担危险”，那就太夸张了，只有上战场的时候才适用。

所以，在英文中，risk这个词的使用是恰到好处的：那些人虽然冒着艾滋病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是可以应对的，他们并不是毫无希望，更不是“死定了”。也就是说，risk这个词潜含着一种激励，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指向。

可是，在“高危人群”的提法中，“危”字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出上述的“风险”的含义。结果，“高危人群”的提法向我们的工作对象所传达的是一种消极的、宿命的、“垂死挣扎也没用”的意义。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工作的原意。

第三，risk population 并不存在“高”这个意思，所谓“高危人群”其实是high risk group的翻译。可是现在国际上已经废止了high risk的提法，也把指向过于明确的group改为更加宽泛的population。

上述论述，绝不是“崇洋迷外”，而是因为“高危人群”的提法在实际工作中，很容易带来三大弊端：

其一，它容易造成基层工作者不自觉地歧视自己的工作对象，把那些人看作是“危险分子”、“危害社会者”，却容易忘记那些人首先是艾滋病的受害者，是我们需要救助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容易把“干预”视为“强制改造”，结果“高危行为干预队”也就有可能变成“工作组”甚至是“宪兵队”。如是，“同伴教育”就根本没有生存的余地。

其二，它容易向全社会的非专业的人们传达错误信息，因为在日常语言中，“高度危险”的“人群”，或者“高度危害别人”的“人群”，肯定不是好人，甚至就是罪犯。

其三，对我们的工作对象自己来说，“高危人群”仅仅是又一顶道德的大帽子而已。他们虽然不会太在意（比别的贬义词好多了），但是也不会欣然接受的，对我们的工作至少也是于事无补。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来说，上述论述很像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高危人群”这个词汇解释得更加美好一些。但是在社会传播之中，这个词汇已经变成了“话语”，成为一个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具有了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歧视的、宿命的含义。尤其在大众传媒中，据我所见，几乎都是在这个含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的。

为此，我建议，应该把“高危人群”（以及“高危行为”）修正为：

最佳选择：艾滋病的“先受害”人群；

其次选择：艾滋病的“冒风险”人群；

最低要求：艾滋病的“风险”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