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得到的证据

年龄的影响是巨大的。在20岁女性中几乎有10％的人认为她们很有可能受到性骚扰，可是在50岁的女性中，仅有１％的人认为她们很可能受到性骚扰。从发生的可能性来看，女性的年龄每下降10岁，言语性骚扰就上升３.４个百分点。或者与60岁女性相比，20岁的女性去年遭到言语性骚扰的可能性要高出14个百分点。

同样，女性的吸引力每增加１分，她在去年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就要增加3.6个百分点。或者说，在四分制的身体吸引力自我评价量表中，最具吸引力的女性在去年被骚扰的可能性要高出10.8个百分点。

在所有城市女性中，只有40％的人认为她们有可能受到性骚扰。可是在少年时期就遭受过性骚扰的城市女性中，这一比例要翻一番，达到80％。在后者中，还有几乎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她们非常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性骚扰。同样，具有上述生活经历的女性，预测她们今后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要高出２－３倍。所以说，早期经验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曾被强奸的女性，在调查前的一年里，遭受身体性骚扰的可能性要高出２２个百分点。从发生的可能性来看，曾经被迫与人发生过性行为的女性，在去年受到骚扰的可能性要高出14.3个百分点。这是非常巨大的效应。

以上情况都呈现为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其中与进化的视角一致的是：年轻、有吸引力的、独身的女性遭受性骚扰的可能性更大，或者她们更可能认为自己有可能遭受性骚扰。同样，那些自我报告说自己具有更强烈的性驱力的女性，也更有可能已经遭到（或者预料将会受到）性骚扰。这虽然与进化的视角不大相符，却与本质主义者的立场颇为接近——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在生物学上已被预先决定了。

此外我们还发现：独身的、做白领工作、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对于自己遭到性骚扰的可能性，也估计得更高。这与女权主义的视角相一致。可是也有许多事情并不完全与女权主义视角相符。例如，尽管在易受伤害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女性，更倾向于预料自己将会受到性骚扰，可是实际上，她们在前一年里真的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并不比别的女性更大。同样，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也更容易清晰地意识到性骚扰的问题，而且对大众传媒有关该问题的报道更加关注。可是，她们自己所报告的、曾经真的受到过性骚扰的可能性也并不比其他女性更高。也就是说，个体所具有的平等的性别价值观，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对性骚扰的敏感程度。

性骚扰问题的简要总结

简而言之，我们的调查不太支持西方理论中的进化心理学视角，也不大支持女权主义的视角。在我们的数据中，似乎整合模型（前两者的结合）的证据是最多的。

在国际学术发展中，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常常与“基因决定一切”的说法纠缠不清，理所当然地受到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严重质疑。与此相对照，女权主义视角确实是一大进步。它正确地指出：如果相信任何一种“生物属性决定论”，那么现存的一切性别不平等现象就永远无法改变了。但是女权主义视角对于自然科学和“科学话语”的根本性的藐视，也容易使自己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我们的数据至少能够表明，并不是所一切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的罪恶。尤其是，这种解释与“基因决定论”几乎是殊途同归，都有可能变成一种压抑。

我们觉得，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很可能是相互作用并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连结在一起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它们连结的方式也很可能不同。这就决定了该文化中的性骚扰的性质。当然，靠我们这样一次调查，还无法探明其中的奥秘。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遗留问题。在以往的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中，人们很少注意到女人对男人的性骚扰，更不相信男人对男人的性骚扰，而女人对女人的性骚扰则更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可是我们的调查却发现，这些情况尽管不多，却都确实存在。可惜，我们翻遍了能够找到的理论书籍，却基本上一无所获。结果，我们在留下无穷疑问的同时，只能提出一个观点：遭到性骚扰，这绝不是女性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