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做爱

表面看来，这是英文make love 的直译。但是它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新话语，而且是一种新实践，更是两者共生共荣的产物。

作为一个可研究的问题，这并不是性行为学的专属，而是典型的社会学题目。本文不打算展开讨论，只是提示一句：从中国最古老的称谓“中媾”到最正统的“敦伦”到最民间的“房事”，再到最西方医学化的“性交”再到最时髦的“做爱”，其间很可能映射着生长于斯而且作用于斯的几乎整个社会结构和整个中国文明史。

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的本土语境出发，如果我们能够运用“是谁，为什么，怎样，建构了什么”的视角，那么在“社会与个人之关系”这样一个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上，我们就很有希望创造出西方所无法拥有的基本理论。

（三）关于“性”研究本土化的讨论

作为弱势文化的发言人，在一个文化流动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把自己的原创加入到全球化里面去，丰富全球化的概念，使之不至于成为单边主义的西方化。全球化应该存在着文化反向流动的空间，有对话也有存异，而不是抹杀“异”的多元存在。[①]

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研究语境”的问题。一位泰国学者写道：“除了需要关注性和社会性别领域里面的一些基本概念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泰国研究者和研究泰国的英文研究者的不同兴趣爱好和研究动机。泰国研究者面对泰国读者所创造的泰语话语是一种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和自我表达（self－representation）的努力结果。相反，英语研究者面对非泰国读者所创造的英语话语一定程度上是在表达一种‘他者’，只是间接地可以起到“反思”的作用。泰国研究者所创造的英语话语则是为了‘国际’（主要是西方）的读者，因此就会在西方的讨论框架下来表达‘泰国的 ’问题。”（Cook& Jackson，1999：5）

    同样，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只要面对的是西方读者，那么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在选题上就很可能不得不倾向于带有“西方口味”，在研究中就不得不倾向于使用西方的分析框架。[②]

本文无意质疑对于“西方框架”的兴趣指向，也不否认任何研究者都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读者群。我们所批评的是这种指向和利益考虑的霸权以及在全球化中的强势地位。中国研究者需要注意到：在西方理论界日益提倡多元化、主体性的同时，“西方理论”本身却又显露出来更为本质的话语统治。因此，我们需要避免不假思索地在西方本体的框架下来讨论各种中国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深入地探索：在本土社会中，我们所研究的现象是不是真的构成了一个问题？

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确实缺乏理论，尤其缺乏自己的理论；但是我们与西方学者的差距，首要的是在于缺乏对自己的历史遗产与现实生活的总结，尚未创造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很难“以自己的文化去参与全球化”。

上述的种种讨论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性学研究的问题和困境了，而是整个社会科学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必须思考和回应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西方背景下产生的理论与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理论的边界？是否存在“中国的本土问题”？是否有可能基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借鉴西方的理论视角来发展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与理论？最终的问题是，我们做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总而言之，究竟是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来解释那些西方所没有的问题，还是从西方所没有的问题中总结出西方所没有的理论？这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