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在性、婚姻、家庭这个领域中，所谓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既不是“社会设置”（各种各样的、程度不一的规范与制度），也不是“实体状况”（人们实际上在怎样生活着），而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运行机制。这样，社会学才能区别于关于法律的各个学科，区别于关于人类心理－行为的各个学科，并且在两者的夹缝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可是，这无疑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本想高于那两者，到头来却发现，至少在“性”这个领域里，那两者自己还没有发展起来。“性社会学”这个空中楼阁又怎么能搭得起来？结果，我经常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很难知道人们实际上在做些什么，而且往往也很难知道，这个社会的各种规范，实际上又是什么样。例如，无论“传统”还是现在，中国社会的“性生活道德”（而不是“性关系道德”）究竟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几乎没有任何文字的资料可查。直到现在，社会的统治阶层或者主导阶层，在这方面究竟要提倡什么、制止什么，也只能查到很少的“原则话”。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话的最主要功能仅仅是“政治表态”，恐怕连“表达意愿”的功能都很少了，更谈不上操作意义。

    当然，仅仅描述清楚这种从“无为而治”到“表态游戏”的变化，也许就足以作为“性革命”已经出现的定性依据，可是恐怕也不过如此而已。我怎么才能提出自己所向往的“纯粹性社会学”的假设呢？没有好的假设，我又瞎调查什么劲儿呢？

   我困惑于此，困阻于此，只好借用郑也夫先生的话，责令自己从“生存体验”出发，先不去想它是社会学的还是人类学的，先不去规范它，做了再说。

   当然，不管做什么，人都需要给自己找出一些理由，需要自己说服自己。所以我不得不在此宣称：人们实际上都生活在“社会设置”与“实体状况”之间的夹缝里。人们在“性”方面的绝大多数烦恼与幸福，其实主要也是来源于这种“夹缝式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来源于生理情况或者双方关系。所以，人们的切身体会，可能恰恰是研究“夹缝两岸”的相互关系与运行机制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

    对于“性社会学”这样一个既缺乏研究基础、又难于做规范研究的“前学科”，恐怕也只能先从自己或者别人的“生存体验”开始做学问。（当然，不应该停止试验其它相对规范的方法。）

这样，可能我实际上又与李银河女士的观点走到一起去了。如是，我幸哉，学科幸哉。

（潘绥铭2002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