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在实证方法上,艾滋病推了我们一把
众所周知,艾滋病的性传播和吸毒传播都极度隐秘。尽管任何一本社会学教科书里都列举了齐全的社会调查方法,但是防病工作仍然觉得不解渴,仍然在向我们呼唤着:方法、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对社会学来说,这恐怕还是一个视角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常常只是把各种调查方法并列,至多提倡“相结合”;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陷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争的思路里。
其实,要想实证地了解人的社会行为,恐怕只有3种方法:第一是“监测”,就是几乎一切自然科学所采用的那种方法论原则:通过实地的查验和计量来发现和确认行为;第二种方法是“证实”,就是司法界所采用的那种方法:使用证据来证明行为,哪怕没有现场监测也可以。第三种方法是“询问”,就是我们社会学最经常使用的方法:依据被调查者的主诉来确定行为。
无疑,这3种方法绝不是并列的,它们本身的真实程度就在递减,而不在于收集到的资料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也就是说,即便使用了最好的量化问卷,只要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法(证实)或者第三种方法(询问),那么所获得的资料的真实程度,肯定仍然低于采取第一种方法(监测)所获得的、哪怕是定性的资料。
因此,仅就社会行为的确定而言,我国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发展方向,既不是继续定性与定量之争,也不是仅仅平面地拼接多种方法,而是应该设法从询问走向证实,再走向监测。
好在艾滋病迫使一些研究者发明了高招,可以供我们借鉴。例如:性产业参与双方使用安全套的频率,是防病工作中至关重要的数据。在“询问”了多年却依然莫名其糊涂之后,有的研究者终于开始向“性服务小姐”收购使用过的安全套,(Tabrizi,2000)于是“询问”就走向了“证实”。再如,“小姐”每天平均的接客人次,也是至关重要的数据。有的研究者开始时是把“小姐”的主诉情况与“妈咪”(老鸨)进行核对,从“询问”走向“证实”;然后又观测和记录所有客人的进出情况,(潘绥铭:1999)于是又走向“监测”。
当然,仅仅研究行为远远不够,而大多数非行为的现象往往又无法监测,甚至无法像司法界那样加以证实。那么,就请在“询问”中高度地强调测谎,因为虽然一切测谎手段都不能使我们知道“真实”究竟是什么,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把虚假剔除出去。我们也就走在从“询问”到“证实”的半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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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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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DS/HIV has been a problem in current China. It suggests some new
angles of view for sociological studies.
1. Could people be organized by their social network? If they could
act socially as a whole substance, what are its differences with
the traditional terms of class, stratum and group
?
2. We should change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terms of sexual relation such as
“premarital”, “extramarital”, “non-marital” and “remarried” as
“single-partner sex” and “multi-partners sex”.
3. Every sociological theory should be test by studying the
detailed human behavior such as condom use, instead of using
another one when a theory meets problem to explain detailed
behavior.
4. Promoted by surveying
secret HIV risk behavior, sociological method should be developed
higher and higher from “questing” to “proving” and to
“supervising/determining” then.
《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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