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80年代中期以前，离婚方面的主要问题是“离婚难”。这是主要是由于社会舆论歧视离婚，法律上的有关规定也比较严苛。但是1980年的《婚姻法》里开始规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的，可以判决离婚。此后，离婚率稳步上升。到9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总人口离婚率”（也称为“离婚的总人口比例”，就是在总人口中，这一年有多少对夫妻已经离婚），从1990年的千分之5.9上升到1994年的千分之7.1，其中北京、辽宁、吉林、上海等省市已经超过了千分之10。与此同时，无论是在社会舆论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对于离婚者的歧视则迅速地减少和减轻。至少在大城市里，离婚已经不再是“丢人现眼”了。

但是现在的离婚仍然常常闹出悲剧来。悲剧的原因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如果仅仅从离婚的过程来看，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目前通行的中国式的离婚，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离婚前的自愿分居阶段，或者叫做“试离婚”。

正是由于没有这样一个“试离婚”阶段，许多人一旦提出离婚就变成背水一战，只能一往无前，绝无退路。这又刺激了对方，使得对方也不得不壁垒森严，死守阵地。于是离婚大战愈演愈烈。

其实，“试离婚”实在应该成为正式离婚前的一个必要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双方最好真的分居，象正式离婚那样来处理双方的关系和财产、子女等问题，只是不办理离婚手续而已。当然，由于由于中国人的住房实在太少，经济实在窘困，所以也可以这样做：双方并不一定真的分居两处，而是自愿地达成一种约定或者默契，把双方的各种婚姻义务和婚姻责任都缩小或者减轻到极点，尽可能象两个一般朋友那样生活。这样的“试离婚”至少有三大好处：

第一，许多离婚悲剧是因为双方长期无法从情感冲突中解脱出来，结果在纠缠不休中互相产生了仇恨。尤其是认为自己吃亏了或者受损害了的那一方，其实往往是由于自己在内心深处，对于对方还保留着相当强烈的感情，才会出现“爱如火，恨也如火”的现象。

如果实行“试离婚”，由于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的频繁密切接触，避免了“触景生情”式的情感争论，也不再听到或者看到对方的刺激，因此双方都可以更容易地、更快地从旋涡或者战争中跳出来，可以痛定思痛，尽快总结经验教训。这样，两人都更可能很快地与对方疏远，却往往不会产生仇恨。疏远到一定程度，持续到一定时间，离婚就变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

当然，也有些人会出现“分久必合”，那么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离婚。

第二，也有许多离婚悲剧是因为，至少有一方总觉得现在难受，却忘了离婚后可能更难受，因此往往是提出离婚时气壮如牛，离婚后却又顾影自怜，或者再来“找后帐”。那些“被离婚”的人则往往相反，他们由于过分恐惧离婚后的孤独，常常不敢、不能或者不会处理好离婚后的单身生活。结果往往把一切不好的事情统统归咎于提出离婚的对方，产生“离婚越久，恨得越深”的现象。显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无论对哪一方，这样的“离婚后遗症”都是贻害无穷。

如果实行“试离婚”，双方都可以预先切身体验一下离婚后独自生活的滋味。有的人可能发现，这是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生活，那么，不仅他（她）的离婚决心会更加坚定，而且他（她）会逐渐明白：为了尽快地获得这种更好的生活，自己现在付出一些代价是很合算的。因此他（她）就有可能在更多的方面做出更多的让步。这显然非常有利于促使双方实现“和平分手”或者“友好离婚”。反之，如果觉得独自生活还不如凑合过，或者发现为了获得这种生活而离婚有些得不偿失，那么他（她）就不得不返回原有婚姻，不得不想办法协调原有婚姻，也许反而会使婚姻好起来。

对于“被离婚者”来说，“试离婚”刚开始时，他（她）肯定会把希望寄托在破镜重圆之上。但是只要疏离的程度足够大、时间足够长，他（她）也同样会对这种生活做出一种基本的评价。如果觉得比整天吵闹更好，离婚就会成为他（她）的自觉选择。如果觉得更不好，他（她）往往会“反攻倒算”，可是几次“战役”下来，大多数人都会偃旗息鼓，另谋出路的。这是因为，人对生活的适应性几乎是无穷的，而且，对于离婚后生活的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往往是克服“离婚恐惧”的最佳方法。

第三，还有许许多多的离婚悲剧，主要是因为其中的一方认为，自己在离婚之后很难寻找到再婚的机会或者理想的再婚对象。因此自己肯定是吃亏了，是受损害了，因此他（她）当然要大闹特闹、死拖活拖。反过来，许多提出离婚的人则是因为他们胸有成竹，认为自己在“再婚市场”上一定会有一个好价钱，或者现在已经有了情人或者候选人。但是他们暗地里也知道，如果自己对“再婚行情”的估计是错误的，或者情人、候选人变心，那自己可就惨到家了。因此那些不离婚誓不罢休的人，其实也有心虚的一面。

如果实行“试离婚”，那么双方都可以在这个阶段里去寻找或者试探再婚的可能与机会，都可以在“婚姻集市”上试验一下，自己的供求关系究竟怎么样。不管是提出离婚的人还是“被离婚”的人，在这种“再婚试验”中所获得的新认识不外乎有三种：1、自己的再婚机会其实并不那么好；2、再婚机会比预想的要好；3、机会跟自己预想的差不多。双方的这三种新认识又可以排列组合成以下这样一个示意图：

 对于自己再婚机会的新认识

提出离婚者：不好       更好       不变       不好       更好       不变       不好       更好       不变

被离婚者：   不好       更好       不变       更好       不好       不好       不变       不变       更好

可能的结果：不离       易离       不离       易离       难离       难离       不离       易离       易离

从这样一个示意图可以看出：不论双方在“再婚试验”中获得了什么样的新认识，他们比较容易地离婚的可能性都是最大的，不再离婚的可能性也很大，仅居其次，而难于离婚的可能性则是最小的，只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出现。

这是由于“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再婚试验”中切实地获得这些新认识，双方才可能更加冷静、更加客观地重新思索自己提出离婚或者拒绝离婚的理由，重新审视对方的动机与原因。结果，双方就更容易做出新的选择，更愿意为了这个新的选择而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不管最终的结果是离婚还是不离，发生悲剧的可能性都大大减少了，也可以促使一些实际上不应该离婚的人，重返原有婚姻。

综上所述，“试离婚”实在是好。社会和法律都应该认可它、重视它并且保护它。因为归根结底，笔者之所以要对离婚问题说三道四，既不是要阻止离婚，也不是要促进离婚，而是希望在所有的离婚中，悲剧少些再少些。这，难道不也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目标和基本道德观吗？

（潘绥铭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