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访学期间，我跟高登教授的一家非常熟。教授的妻子玛格丽特曾经作过护士，后来因为身体不大好，就一直赋闲在家，没有再出去工作。在我看来，她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

        教授的女儿琳达在上大学3年级，是个相当出名的学生活动家。我跟她的交流虽然不多，但是我一直暗地里觉得，她铁定是个女权主义者无疑，而且很可能还是个激进派。因为她志愿地帮助一位女职员竞选市长，不分白天黑夜地到处去拉选票，不到两个星期，就把她自己一个学期里打工攒下的钱给赔进去了。看着她风风火火、斗志昂扬、略带些羁傲不逊的样子，我觉得，我总算认识一位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了。

        有一次又去教授家做客，正赶上琳达刚刚拉选票回来。我就跟她开玩笑说：

       “如果我也有选举权，我一定会投女权主义者一票的！”

       她刚笑了一半，马上狐疑地问：“为什么？”

       我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我？”她全然是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

       “当然。怎么啦？”这回是我也大惑不解了。同时我发现，教授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也都把探询的目光投向我，我一下子有些诚恐诚皇起来。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定势，我赶快解释道：“对不起，我不知道在英国，一个男人可不可以支持女权主义。”

       三个英国人好象全都楞住了。片刻，玛格丽特缓缓地说：“当然可以。而且这样的男人越来越多。”琳达马上接了一句：“我并不这样认为。”然后似乎要再说些什么……

      突然，高登教授爆发出一阵大笑。（真的，确确实实是“爆发”。）一边笑，一边用超出我的听力水平的英语向其他两个女人解释了些什么。于是，那两位也大笑起来。我呢？傻眼了。

      高登教授是个开放型的聪明人。他跟我接触最多，已经多少弄明白一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了。他赶快止住笑声，指着玛格丽特说：“她才是女权主义者呢！”琳达也接着说：“我和你一样，虽然支持女权主义，但是我自己并不是。我是为XXX教派竞选的。”玛格丽特则说：“高登也是个女权主义的支持者。”高登却连连说：“还有一点区别，一点区别。”接着他们开始讨论什么叫做女权主义的支持者，后来连教授16岁的儿子也参加进来了。他宣称：主张男女平等并不等于支持女权主义，而他自己仅仅是前者。

        对我来说，这真是关于女权主义的最好一课。后来玛格丽特也说，感谢我无意中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机会，使全家人都讨论了一次女权主义问题。

        原来，玛格丽特是全市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们所要求的并不是女人的权利应该超过男人，（她认为这是反对女权主义的人制造出来的谣言。）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而是“争取和维护女性的独立性”。她们不仅要独立于男性，而且要独立于目前的社会，甚至独立于美国文化中的那种女权主义。这真让我大吃一惊，就问她：所谓独立，是以全英国（大不列颠）为单位吗？她马上说：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我又问：那么怎么可能有女权运动呢？她很奇怪：难道这里边有什么矛盾吗？我突然警醒了。这个问题涉及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还是不谈为妙。因为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所谓“运动”只不过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做一件事情，往往既没有什么铁的纪律，也没有什么组织观念，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来去自由。这，在中国人的眼里，恐怕是“乌合之众”。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尽可能多地参与任何一种社会活动，在其中主张、争取和维护女性对于所有问题的独立立场和独特观察角度。她们所讨论的，在中国人看来往往是“不着边际”的问题。例如，玛格丽特常常自己搭上汽油钱，去很远的地方参加聚会。讨论什么呢？“21世纪的生态科学与人类伦理”。有什么结论或者决议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她们认为，妇女们能够组织和参加这样的讨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行动”或者“运动”了。尽管大家常常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是这种活动的本身，就已经代表着女性的独立立场和独特角度了。所以她们总是非常珍视这样的机会，尽可能地去参与。

        还有一个令我不好理解的方面：玛格丽特并不认为女权主义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政治纲领。她们常常与其他政治派别在这个问题上联手，在另一个问题上又分手，甚至对立。例如，当时有一些英国人正在反对把牛羊活着运往屠宰场，因为这会使牛羊在路上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在一个方面激进的人，必然在所有问题上都激进。但是玛格丽特却并不支持这种运动，理由也很怪：不是因为这个运动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是因为她认为，这个运动不可能表现出女性的独立立场。

       后来我和玛格丽特接触得多了，又发现另一个让我惊讶的方面：她并不是在每件事上都坚持她的女权主义观点，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例如，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那些日子里，她积极参加了许多活动。但是我分明听她谈过：任何战争、任何军队和任何军事胜利，在本质上都是反女性的。我终于找了一个机会，跟玛格丽特谈起这个问题。她没发现自己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她说，她是1945年出生的，虽然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却是在战后时期里成长起来的，受到那次战争的极大影响。所以，她是在纪念自己和自己那一代人的童年与青春。她说：在个人生活里，我们不能事事都与“政治”联起来。我知道，按照西方人对于“开放思想”的理解，这绝不能算作“言行不一”。

       再往后，有一次我说到，在许多中国人的眼里，女权主义者就是一帮男性化的“女强人”。玛格丽特露出一种母亲般慈祥的笑容，说：在英国也有许多人这样认为。原来她自己也以为是这样。可是，她现在已经当了20多年的女权主义者，可能已经改变了不少人的看法了。例如，在家里，一直是她做家务更多，她并不觉得这跟女权主义有什么矛盾。因为，这是她自己独立选择的，并不是丈夫强加的，也不是因为没有工作（她的社会活动比上班还多、还累），更不是因为社会强迫她这样做。

        在后来与玛格丽特一家的深入交往中，我也问过玛格丽特的女儿琳达：在英国社会里，女权主义者在为人处事方面和行为举止方面，与普通的女性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琳达非常肯定地说：没有。如果不交谈、不在某些社会集会中相遇，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你根本无法断定一个女人是不是女权主义者。而且你也不应该试图去判断，因为这也是“私人事物”，别人不应该过分关注。

        如果说玛格丽特还只能代表她自己的话，那么在我离开英国之前，有机会看到了更多的女权主义者。

       在我所在的大学里，有一些女教工已经连续4年每年举办两次“男性培训班”。这个班用10个半天来讲授这样一些题目：

        “为什么要时常给你的妻子献上鲜花”；

        “你在家里上完厕所后，为什么会忘记把马桶的垫圈掀起来”；

        “你真的不善于做家务吗”；

        “在性方面，男人才是弱者”；

        “你酒后夜归，对妻子意味着什么”；

        “你明白夫妻接吻是什么意思吗”；

        “你为什么应该关心妻子的乳房”

        ……

        在这个培训班讲授的10个女性，有6个只是没有高级学位和职称的大学职员。最年轻的似乎是大学刚毕业，最老的已是白发飘逸。她们全都平易近人，但又风采各异。她们的观点，在我听来是百分之百的女权主义，但是她们自己却从来不这样自称。其中有一位告诉我：女权主义的活动并不一定都是女权主义者才参加。同样，参加女权主义的活动，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说：女权主义者是一个标签，而大多数女权主义者恰恰最反对给任何人贴上任何标签。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英国女权主义者的一些情况。但愿对中国女性有一些用处。

（潘绥铭1996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