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天贵高估了自己犯罪的严重性

    2004年1月，当时的云南省巧家县铅厂乡财政所所长贺天贵，写信向省长坦白自己深陷赌博泥潭，动用了公款，希望省长能借钱给他还赌债。但之后后悔出逃。2007年7月13日，贺天贵向重庆市渝北公安分局投案自首，随后被押回巧家。（9月2日云南信息报）

    相关部门初步查实贺天贵贪污、挪用公款不过八万余元，虽然法律上已经界定这种数额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现实是，这种数字还不足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即便他给省长写了借款信，也不一定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常识告诉我们，写给高级领导的信，领导本人并不一定看得到，而其工作人员对信件内容的判断则决定着信件的命运。如果工作人员认为是“恶搞”，那么贺天贵挪用公款赌博一事被发现的可能性就小了。在目前反贪语境下，8万余元被发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我倾向于省长本人并没有看到这封信的判断。以省级领导之敏锐性，必然会对此这封信批示。省长一重视则意味着“效率、速度”，即保证在最短时间内高效解决问题。事实上，贺天贵是投案自首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自首，他还可以继续在外生活，被抓的机会与其潜逃三年多一样，恐怕不会太大。相关部门对省长批示如果此重视的话，恐怕官都没得做了。假设相关部门知道贺的挪用公款一事，以此效率办案，也表明省长本人对这个案件不知情。

    所以说，贺是高估了自己犯的罪之严重性，如果他没有给省长写信——即使写了也不如惊弓之鸟——他挪用公款一事败露的机会渺茫。因为即便假设省长知情，而且重视，相关部门还以这种方式处理，那么省长不知情，不重视，难道能得到比前者更理想的处理结果吗？

    由此推测，坦白者反而成了网中之鱼，设法隐瞒者则成了漏网之鱼，戳到了反腐软胁——成为漏网之鱼的可能性要比成为网中之鱼的机会性更大。实际上在刺激着官员的贪腐，就像300%的利润引诱着资本不顾一切地作恶，只要官员不高估自己犯罪的严重程度，就能够贪污挪用后还坦然自若地正常生活，很悲哀。有论者称其“史上最牛公务员”，我以为，应该从其作为证明了社会反腐软胁的意义上而言。的确，应该赋予其这样的称号，以引起相关部门的警惕，刺激一下我们社会的反腐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