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一夜听雨；推窗一地梨花。

    今天是清明节了，我想到了爷爷。

    迄今为止，我感到最不公平的一件事就是我爷爷在临终前看到了我——他的孙子，看到了我们老范家的希望。而我，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却无从记忆到爷爷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教诲甚至他的一抹微笑。

    人生的风云际会，靠的是缘分，我和爷爷的缘分，对他，有无穷的想象；对我，也是无穷的想象。真是无奈中的有趣呀！

    认识爷爷的地方很狭窄，我记事的时候，正是“文革”风起云涌之际，大人们忌讳谈论爷爷，在“旧官僚”的一顶“帽子”被派生出诸如“资本家”，“反革命”的年代，有理说不清呀！

    其实现在看来，爷爷是“旧官僚”不假，当过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大官，可“资本家”却无从谈起，我们家传统，从骨子里自认为是书香门第，对经商之流，是相当抵触的，当然，那是过去。而“反革命”就更加无从谈起，爷爷参加过北伐，算起来是老“革命”呢。可那个年代的周遭，只要你家里有问题，不管是历史还是现行，最高的帽子，不同的帽子都会无条件的给你带上，你不在世了，家人继承。

    我童年对爷爷的认识，可想而知。

    即便家人或邻居，在爷爷因脑淤血去世后的日子，对爷爷的评价也大多是负面的。

    诸如爷爷的“生活作风”，他一生有两房太太，前者死于北京，是病死的；续弦，我的亲奶奶，死于抗日“跑反”途中，那年我父亲才8岁；以后，一直鳏居。

    再诸如，爷爷对生活品质的一丝不苟，爷爷出门总是架着眼镜，王袍马褂的，有点清高自傲，有点气宇不凡，被别人戳脊梁骨：这个老头子，解放前享福，解放后还享福。家里人知道，爷爷解放后没了收入，靠典当东西维持生计，靠姑妈寄工资活命。他的大儿子，解放前夕去了香港，再无音讯，他指靠谁呢？我爸爸那时还在读书。

    还诸如爷爷的脾气，爷爷是湖南人，脾气大，得罪过不少人，包括一些在当时来说是绝对不能得罪的人。听说派出所所长到我们家来，要爷爷每周到派出所检讨思想，爷爷听了来气，和所长“扛”上了，所长说爷爷是老反革命，爷爷拍了桌子，说我革命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这样的脾气，在那个年代，不吃亏才怪。

    不过，我认识爷爷的另一条途径是我的家，老屋。尽管老屋被蚕食的我们只能居于一隅，但翻爷爷留下的老东西是我童年的乐趣。爸妈批人或被人批去了，家是我的天下。我在爷爷留下的毛笔丛中嬉戏，拿现在看也许价值连城的文房四宝当玩具。还翻出奶奶去世后遗下的首饰，贵金属化妆盒等等。我现在对很多奢侈品见怪不怪大手大脚也许就是那时留下的病根。

    对爷爷真正的赞许来自老屋拆迁的时候。房管局的一个老办事员，拿着爷爷填写老屋地契的黄纸，由衷的对爸爸说：你老子，真是一手好翰林呀！

    我知道，爷爷的为官，靠的是他的才气，他是当年被国民党元老谭延凯看中的，他自己一辈子都是无党派人士。

    爷爷的闲章也许代表着他的情趣，他以“竹师”为名，老年更是以“山人”“居士”等自居，中国老派文人的倔，雅，酸，臭，好像爷爷都能轮上一些。

    我心目中，爷爷是骄傲。他在我知道的我们家的亲属中，写的最好的字，做过最大的官。即便说他的不是，咀嚼下来也是滋味悠长。我想，我没有记忆的爷爷，在我骨子里，一定有他的遗传基因，我的情趣性情也一定透着他的烙印，只是能够见证的人，不知道还能看出来否。

    爷爷的墓在南京南郊的功德园，去年清明我领着家人去看来着，献了花，留了影。那天天气很好，看墓碑上字迹有点模糊了，下次去要带点红漆涂一涂。

    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我想，中国人在清明这一天都会和先祖对话的。我们就想着圣贤的话，“民德归厚”，做个厚道人吧。

    人人都厚道，世界就大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