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并非“农”原

在科尔沁沙地的行政区通辽市，我见到了老朋友王治安，他现在是市政协主席，原来是市委主管农牧林水的副书记。他刚从库伦旗的塔林村回来，那里是他曾抓的“退耕还草”工

作点儿。他风尘仆仆，脸被风沙吹得黑红黑红，围绕科尔沁沙地的过去和现在，我跟他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

“过去，科尔沁草原分两种地貌，一种是嫩江、西辽河流域的广阔的甸子草原，第二种是长有稀疏灌草的坨沼疏林草原。在这两种地貌中，甸子草原还尚可开垦耕种，而坨沼草原下边全是黄沙土，一旦开垦就沙化。后来在不当的农业经济主导下，把坨沼地也都开垦了，同时把湿地也都改造成良田了，这就导致了科尔沁草原大面积加速沙化，还让平坦甸子地也受连累遭殃了。多年来，我们对自然对经济，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误区呀!”王治安这样感慨。

王治安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出于对故土的厚爱，他对治理科尔沁沙地有一种迫切的

使命感。他和当时的通辽市党政班子对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和现在、对以往的经济方式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反思，开始探索，采取科学措施，开拓出了一条崭新的治沙道路。

    我们暂且不论牧业经济与农业经济哪个先进哪个落后，我们也暂且不论历史以来的“移民实边”也好“支援边疆”也罢，问题的关键是涌入者们如何面对这块存在方式单一纯粹的边疆草原。是应尊重宇宙自然按自己规律形成亘古的当地生存现状和生存规律，还是把内地的唯一生存模式“农耕”强加给这块草原? 显然，近一百多年来人们都选择了后者。岂不知“草原”之所以叫“草原”，那只是“草”的原，并非“农”的原。草原的植被表土也就半尺多厚，下边全是沙质土，开垦后头几年还长粮食，过个三五年或十年二十年就泛沙，渐

成不毛之地；草原上甚至不能长树，为何? 因为草原上降水量少得可怜，只够维持矮草的需求，而无法维持树木森林的需要。有人不信，也曾在草原上种过树，可那棵树只长到茶杯那么粗后就再也长不大了，成为“老头树”，其周围一圈地上连草都不长，变成了光秃秃的不毛之地，这是因为草所需要的水分和养分全被那棵茶杯粗的树吸收消耗掉了。

为反对晚清政府和东北军阀大面积开垦科尔沁草原，嘎达梅林等仁人志士请愿无效后曾以武力反抗过。只是人们把他们的反抗过分政治化了，其实，他们反对的只是开垦草原，反对致使草原沙化而已，说穿了这是原草原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之间的碰撞。解放后，我们有些人又高举着“农业先进”、“牧业落后”的大旗，以“牧业学大寨”之名，继续用各种方式大面积开垦了草原，费孝通先生在他《乡土中国》中说：“一位到内蒙古旅行的美国朋友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真像是向土地里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土地的方法了。” 这真是个无奈的事，农耕文明进入游牧文明地盘后依旧不能“入乡随俗”，反而还举起“农耕比游牧更先进” 这一大旗，为自己开垦草原诡辩。有时，愚昧和无知往往是不可战胜的，尤其当它铺天盖地以“真理”自居时，当它不尊重草原的自然法则、不尊重亘古形成的自然规律、不知“天意不可违”含意时，不从纯粹生态的角度科学地去面对草原仍以鼠目寸光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时。因而这些人又狡辩说，草原沙化是因为养牛养羊多了，载畜量过大造成的。这都是无视早期开垦使草地变成沙地的真实历史，推卸人类责任的说法。不敢面对过去政策上的失误，不敢正视因历史产生的误区，把罪过推给不会说话的哑巴牲口牛羊身上，这是人对自己智商的一种讽刺。王治安说，他不赞成这一掩饰说法，这让后人骂我们无能。

感射上帝，通辽市党政班子现在对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和现状，已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持有比较科学的态度，因此也主动全面屯落实国务院“退耕还草，退耕还牧”政策毫不动摇。他们迅速果决地展开了一场彻底治理科尔沁沙地的宏伟战役。这是科尔沁沙地之万幸。

一位西方哲人说：“人类从地球索取的是物质，吐出来的却是渣滓。”

    我开始相信，科尔沁人能够清理自己吐泄出来的“沙地”这一恶魔的“渣滓”。（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