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对赵良的劝告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商鞅坦陈,说:“苦言药也。”
商鞅曾想将赵良留在自己身边为己所用。商鞅说:“今鞅请得交,可乎?”
但商鞅对赵良的劝告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商鞅弗从。”
可以断言,商鞅很明白自己眼下和未来的命运。
那么,商鞅为什么不急流勇退呢?
大约有以下原因促使他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为秦孝公。二十年的相处,商鞅与秦孝公之间已经有了超越常态的君臣关系。除了工作关系,商鞅对秦孝公应该还有一种知遇之情。士为知己者死。只要秦孝公还有一口气,商鞅是不会抛弃秦孝公而去的。
——为自己。二十年的打拼,商鞅已经把根扎在了秦国。这里有他的家人,有他的政治地位,有他的财产土地。可以说,商鞅给了秦国自己的一切,秦国也给了商鞅想要的一切,商鞅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商鞅知道自己的处境,如果自己按赵良劝说的那样,退还封地,立即下台,那些虎视眈眈的人们真的就会放过无职无权的商鞅么?商鞅不会天真到那个程度。商鞅知道,只有坚守下去,才能以手中的权力来保护自己。
——为新法。二十年的两轮变革,新法的成效已经开始显现了。但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并未得到解决,现状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如果按赵良规劝的那样退隐了,那些“怨望者”一定会颠覆一切,商鞅的毕生努力很可能付诸流水。商鞅是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他不能不为根基尚浅的新法着想。
在这些主要因素中,其实已经分不清哪种因素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除了这些因素,或许还与商鞅的个性有关。商鞅应该是那种不太知道妥协的人,他的内心充满着挑战,这种挑战反应到外在便是遇强则强,所以,从中庸的角度看,司马迁送给他两个字:“刻薄”。
商鞅的选择也许与他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有关。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课题。没有谁愿意将自己手中的权柄移交给一个自己不信任的人,这种状况现在也是公开的秘密。前面一个章节已经说过一个观点:如果要寻找商鞅的缺陷的话,他最大的缺陷便是没有培养出一个出色的接班人。既然没人可以接班,商鞅就难以下班。
其实说这些已不重要了,这些因素组合到一起,就足以使商鞅摒弃其它的选择了。
赵良出场后五个月,秦孝公驾崩。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秦惠文君即位。秦惠文君,当年的太子赢驷是也。
一个旧的倒下去,千万个旧的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而对商鞅来说,岂止是站不起来的问题。
可以想象,一个本来威风八面的人却被迫自己将自己关起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禁闭八年之久,那时的心态应该是怎么一个样子呢?
赢驷犯法时的老师之一公子虔被商鞅割了鼻子以后便蜗居了八年之久。
一个阳谋诞生了。
之所以称之为“阳谋”,因为商鞅的靠山“崩”了,再去费心费力的整出一个阴谋来就是一件很可耻的事了。谁还真的去做脱裤子放屁的事呢?
公子虔的一个门徒举报:商鞅要谋反!秦惠文君想都不想便签发了逮捕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
想想也是,如果这一切都是秘密的去做就不好玩了。可以设想商鞅有N个死法,比如,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商鞅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家人发现商鞅的人头不翼而飞了;再如,商鞅随便喝了点什么,结果说没就没了;还可以让商鞅倒在办公桌上,手里还拿着一捆竹简什么的。但如此等等的死法就显得很别扭,似乎总有说不清的地方,也肯定达不到秦惠文君想要的结果。
那么,秦惠文君所要的结果与公开逮捕商鞅有联系么?
能够载入史册的做法都是有讲究的。
秦惠文君接班后必须要做两件死:一是处死商鞅,二是为处死商鞅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和反映这个合适理由的合适渠道。
先从那个绕口令般的第二件事说起。秦惠文君不能自上而下赤裸裸的杀了商鞅,刚刚即位便对自己老子所信任的部下大开杀戒,一定会引起社会上可能有的非议。这种由自己最终承担责任的事秦惠文君是不愿或者说没有必要去做的,毕竟商鞅是一国之相,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处置不好,会波及到诸如国家形象、个人信誉等重大问题,最好是由别人先提出合理的杀人要求。
所谓“合理”,当然不能说商鞅偷了张三家的几只鸡,或者直接说商鞅当年得罪了秦惠文君,那就很没文化了。最好是找一个可以冠冕堂皇追究死罪又与商鞅现实表现相符合的理由。其实不用多想,“谋反”就再合适不过了。就算用商鞅自己所定的法令,谋反也足够处死好几百回了。再说,商鞅居然在自己的封地里自称寡人,“寡人”是什么人都可以自称的么?商鞅在自己的封地里居然有私人武装,出入都公开带着卫队,没有谋反之心也有谋反之行。还有,商鞅对秦惠文君肯定心怀不满,这从这家伙的平时神色言行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就不会有象对待秦孝公那样真心的对待秦惠文君。这,谁能说不算谋反呢?
合理的理由找到了,商鞅的死期也就到了。
商鞅是必须要死的。除了当年秦惠文君当太子时的那段恩怨,商鞅也必须死。
在平息政治斗争风波与个人恩怨之间,觉得秦惠文君处死商鞅的原因更可能是为了前者。在商鞅和甘龙们的结怨与商鞅和公子虔们的结怨之间,觉得秦惠文君考虑更多的是为了后者。
秦惠文君的政治根基与秦孝公不同,出于危难之际的秦孝公可以义无反顾的支持商鞅通过变革来达到国富民强的根本目的。而对秦惠文君来说,变法已经实施了二十年,秦国已经初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种跨越的模式不再是藏在河里的那块石头了,反过来,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商鞅早已成了大家侧目的靶子,如果摆平这个靶子既可以达到平息贵族集团中纷争的目的,又可以在“不争论”中更好的继续推行那套法令,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何况毕竟这个人当年搞得自己很是下不了台的。
也就是说,商鞅死了,大家仇恨的目标消失了,可能有的政治漩涡也随之消失了,那么,死了一个商鞅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这一切必须公开进行。只有公开才符合秦惠文君所要的最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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