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贺一样，李商隐的身上也是流淌着皇家的血液的。也是与李贺一样，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汤的汤的汤的汤了，与皇家的关系早已淡了又淡了。

    “我本系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尽管在李商隐的内心深处依然对这种血缘联系有着依恋，但在皇家的族谱中，早已将这一支排除在外了。

    李商隐的童年是在江南度过的。那时，他的父亲在浙东、西两道节度府中当幕僚。

    江南的水土陶冶着他，将缠绵多情深深的植入他的性格之中，为他日后的诗作奠定了一种沉郁绵邈的基调。

    对李商隐人格影响较大的是他的堂叔父。那是在他父亲早逝后，从10岁的李商隐扶柩回到故乡荥阳，一直到移居洛阳止，这位有深厚古文、书法功底的叔父，倾心雕刻着他的侄儿。在接受学业的同时，李商隐也接受了他叔父的耿介个性。

    与唐代的学子们一样，16岁起，李商隐便开始了他的“行卷”之路。

    所谓“行卷”，有点类似投稿，不过投得不是报刊杂志网络，投得是名人贵卿。这实际上比现在投稿可能还要难得多。

    对李商隐来说，这段路走得也是太过漫长，从16岁得到元老令狐楚赏识到26岁经过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绚的力举得以过了进士关，整整用了十年时间。

    令狐楚既是朝中名臣，又是骈文高手。按理说，推荐个把人还是问题不大的。他在李商隐的《才论》、《圣论》中读出了这个少年的深厚古文根基，在惜才之下，便很是花了一番心思来培养他。但在取得科考许可证之前，他也只有将李商隐先安排到恽州节度使幕府当了一个小差。

    应该说，令狐楚是李商隐入世后遇见的第一个贵人。令狐楚不仅让他与令狐绚结为知己来提高社会地位，还亲自悉心传授他骈文心得，这使李商隐在诗作中用典、对仗上后来成了一代高手。

    开成二年（837），在令狐父子的资助和举荐下，李商隐经过两次失败后，终于进士及第。

    拿到入仕通行证后，如果顺利的话，李商隐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种写法。

    可就在当年一个寒冷的日子，令狐楚去世了。在痛失恩师的同时，李商隐也顿失依靠。

    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邀请入幕；再后来，他与王茂元的女儿结了婚。

    一直到此，俺们还没有看到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有啥瓜葛。

    其实，李商隐还沉浸在新婚的欢乐当中时，已经有人开始大骂李商隐是“忘恩负义”、“诡薄无行”了。

    骂他的声音来自于“牛党”。在政治取向上，令狐家与“牛党”比较接近。令狐楚在的时候，与牛僧儒走得就很近，但老令狐还没有将这种关系上升到党派的高度。令狐绚立场比他父亲更激进，与“牛党”的关系便也就更深入了。

    而王茂元虽是一个武人，但他欣赏的则是李德裕的才干和作风，对李商隐欣赏的也主要是他的文。包括李商隐在内，他也估计还没把问题想得那样复杂。但在“牛党”看来，王茂元早就成了“李党”的骨干了。

    当初对李商隐有栽培之恩的令狐家一看李商隐居然成了王家的女婿，这从政治层面和阶级感情上觉得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特别是在“牛党”的喧嚣鼓噪下，将一场婚姻上升到是李商隐对全体“牛党”的一种背叛，对李商隐来说是有口难言的。虽说过分了，但毕竟还真有“女婿”这种纽带关系的存在。

    李商隐估计没想到个人的婚姻会带来如此难料的后果。

    从李商隐的个人品性来说他还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如说，在敢于直言上，受了他叔父的影响，在大是大非上还是保持了自己的话语权。但恰是在这一点上，很大程度上倒象牛僧儒当年一样。不知在内心深处，对李商隐没有截然划清界限，“牛党”们对他的抨击是“恨”还是“惜”。

    比如说“甘露之变”后，宦官集团指使禁军大肆捕杀朝官，朝廷上血流成河，朝官是人人自危。在诗人中，白居易只是暗自庆幸未受牵连；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的杜牧则大骂发起诛杀宦官的李训等是误国误民，却对宦官集团却提都没敢提。

    而年仅24岁的李商隐却愤而写下《有感二首》和《重有感》，痛斥宦官们是“凶徒”，为无辜被杀的人们喊怨：“谁瞑含怨目，宁吞欲绝声！”，甚至他还认为这场上层的暴力事件已经断了李唐王朝的“阳气”。

    也是在这一时期，激愤中的李商隐还写下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它不仅是晚唐独一无二的长篇巨作，即使放在整个唐诗中它也是比较少见的。

    对此，“牛党”们也许是出于政治需要，并未有谁出面声明或指责李商隐。

    但李商隐此时的激越与他后来的婚姻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他肯定没想到自己的一些个人作为居然与“党争”会联系得那么紧密。激越是因为他为国家感到痛心，婚姻是因为他自己感到幸福。更何况，客观上来说，除了他的才华，他还不具备加入“党争”的政治资格。

    可是，在另一些将“楚河汉界”作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的人看来，李商隐却已被打入了另类。

    身不由已的李商隐曾经有过最后的机会。

    那是在“李党”得势时，李德裕为相。但就在牛党纷纷落马、李党不断重用时，被视为“李党”的李商隐却因为母亲病故依例离职服丧了。等他服丧完毕，唐武宗恰好去世。而唐宣宗上台后，尽逐李党，令狐绚为相。

    这使李商隐自然又处于一种难言的尶尬境地。

    李商隐觉得无法对令狐绚说清一切，便接受了时任桂林观察使的郑亚的邀请，以进士之身，远赴边地继续去当个幕僚。

    幕僚是后来比较文雅的说法，如果简洁的说，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也就是后来的“西席”、“师爷”。

   “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李商隐真得感到非常无奈。

    一年多以后，作为李党余孽的郑亚因故被贬。迫于生计的李商隐回到长安，他最终还是迈出了他人生最艰难的一步，硬着头皮去见了当年的亲密好友令狐绚。

    俺无法去推测他们相见的情景，总觉得有了一种难受的感觉。

    在令狐绚的帮助下，李商隐补了个太常博士，解决了吃饭问题。

    俺想李商隐的内心是非常不平静的，所以当妻子去世后，他又离开长安到一个地方幕府继续当了个幕僚。

    这时候的李商隐开始“刻意事佛”，六年后，即大中十二年（858），在各地幕府漂泊了20多年的李商隐心灰意冷的离开了人世。

    俺不能说完全是因为党争毁了李商隐，因为李商隐并未在主观上和行动上将自己掺合进了去；俺又不能说李商隐的一生与党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生活是那样真切的离党争靠得那么近。除了社会呀制度呀皇权呀这些泛泛的东西之外，俺只是仿佛听到了李商隐的一声长叹！

    当年俺学李商隐的诗的时候，老师曾特别强调，原话记不得了，大意是“两李”的诗要用心去读。另一“李”是李贺。

    其实现在，俺倒是可能对他们愈读愈远了。

    在“朦胧诗”盛行的年代，许多人甚至将《锦瑟》作为源头之一，俺一直也以为读懂了《锦瑟》便就是基本读懂了李商隐。后来才知道那一类情感丰富到扑朔迷离的东西不仅不是李商隐的全部，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那些诗到底真的在表达些什么，俺觉得起码俺是无法读懂的了。

    但愿他的那些难懂的东西与“党争”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