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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才子一样,获得“神童”美誉的还有骆宾王。
那首“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诗差不多成了后来少儿们必读的启蒙诗篇,而骆宾王作这首诗时,仅仅只有七岁。
除了早显的才气外,骆宾王还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据载,每当读到孝子之类的事迹时,他总是自我感动得一蹋糊涂,老是弄得流泪难止。
可惜,他的家庭背景没有给他提供肥沃的土壤。
他的父亲曾在山东博兴做过几年县令,但因早早的就世了,几乎没能给他留下可供资助的政治本钱。这,不仅当时很重要,现在依然继续重要着。
骆宾王年轻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他曾在道王李元庆府中做过事。但一坐就是三年,只不过坐的是冷板凳。
有一次,李元庆在高兴之余,令骆宾王写篇文章,中心思想是谈谈骆宾王自己有啥才能。
这,也许是个比较好的机会;起码表明主子在拿正眼看他了。
骆宾王挥笔而就,结果却让李元庆很后悔自己是不是太多事了。骆宾王这篇文章“跑题”太远,他压根就没写自己有什么才能,而是大谈如果一个人粉饰自己,“说己之长,言身之善”,那就是上对不起国家君王,下对不起个人品格,等等。特别是在文章的结尾,还进行了严正申明:“不奉令,谨状。”
年轻人,意气风发了一回,难得!
李元庆尴尬的笑过之后,骆宾王继续坐他的冷板凳。
因而,一直到三十多岁,骆宾王还是一个“白丁”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在现实的不断教导下,骆宾王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少年识事浅,不知交道难”。(《咏怀》)
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带来了具体行动上的巨大变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骆宾王开始做当年李元庆让他做的事:推销自己。
于是,一时间,从中央派出的廉察使,到管人事的吏部尚书及侍郎;从地方上的州刺史及长史、司马,到基层的县令及主簿,都纷纷接到骆宾王自荐的文章和信件。
然而,遗憾的是,他这种前倨后恭的180度大廻环,不仅让人觉得不习惯,还落下一个“浮躁浅露”的名声。
直到唐高宗于泰山封禅时,骆宾王终于抓住机遇,写了一篇《请陪封禅表》,在对“隆典”的热情歌颂中,他终于被任命为奉礼郎。尽管这是一个很虚的位子,但也算解决了身份问题。
以后,还是应了“本性难移”那句话,骆宾王很难与别人搞得那么融洽,又被贬到西域从军。
在军营里,虽然他不能提刀上阵,但军中文书基本出自他手。这,为他最终写成那篇著名的檄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骆宾王多年经营的最高职务是侍御史。
但给他打击最大的也是在这个职务上再次被人栽赃而下了大狱。
悲愤不已的骆宾王在狱中发泄性的创作了大量诗赋。最有名的便是那首《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乡。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关了一年多后,出狱的骆宾王一直情绪低落。他难以再有那种对功名强烈追求的热情,所以,在浙江临海做了一阵县丞后,便索然无味的弃官而去。
按理说,心灰意冷的骆宾王不会对政治再有多大的兴趣了。
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还是引出了已是迟暮之年的骆宾王。
683年,高宗病逝,武则天登上了历史舞台。武则天在推行开明政治的同时,也大肆重用自己的亲信,结果激化了她与不少重臣的矛盾。
徐敬业与宰相裴炎等里外应合,于扬州起兵,以“匡复皇唐”为名,公开挑起了武装冲突。
其实,这与骆宾王并没有多大利害关系。但骆宾王却主动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并在扬州写下了那篇使他留名青史的《讨武氏檄》。
据说,武则天看这篇檄文时,一开始还是不大在意的,但读到“一抷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她坐不住了,猛然而起,问:“这是谁的手笔?”当左右告诉她是出自骆宾王之手后,她慨叹说:“如此贤才,沦落在外,是宰相的过错呀!”
就个人恩怨看,武氏政权并没有伤害骆宾王,但这篇檄文确实写得愤慨激昂,不仅辞锋锐利,而且大气磅礴。这,可能是与他主动参与讨伐一样,应是他长期郁闷情绪的爆发,也算是对社会不满的一种抗议性的宣泄,同时还是一个被时代扭曲了本性者对时代的反动吧。
这次起兵,结果是不堪一击。
在武则天的30万国军打击下,徐敬业的部队很快就被催跨了。
有人说骆宾王在逃亡中被乱兵所杀,有人说他遁入空门削发为僧。不管他的生命是以何种方式终结的,在人生旅程中,骆宾王是留下了许多扭曲、挫折和失败的。
但在文学创作上,他尽力摆脱六朝时期的形式主义风气,虽然没能脱胎换骨,但他坚持了抒发真情实感,给唐初文坛注入了新鲜空气。
他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在特定的阶段,唱出了唐代诗歌大繁荣的先声。所以,后来杜甫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论述他们: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修。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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