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论》构成基础，瑜伽论注释都是将各题名分解，再做解释。“瑜伽”是yoga的音译，因此将此二字放在一起进行解释是理所当然。“瑜伽”包括多种含义，因此没有合适的译词，暂且按照一个含义译作“相应”。《释论》提出瑜伽之体，称一切乘的境行果等所有诸法皆名为瑜伽，一切并有方便善巧相应之义故，并据此繁杂阐述境瑜伽、行瑜伽、果瑜伽三种，一直阐述到境、行、理、果、得果五种相应。然而，既然是相应之义，以表示结合或者相关系等的含义为主，因此，进而把所有结合、相关系者都纳入瑜伽即相应的范围内进行解释，完全是注释者的常套解释。单看“瑜伽师”这个称谓中的“瑜伽”，即可立刻明白其不当且强辩之解释。不仅如此，因为这是印度唯一的注释书的解释，所以在中国将其全盘接受。“瑜伽”以及“瑜伽师”在《瑜伽论》文中频频出现，但是却没有该含义。“瑜伽”是与修行有关的名字，其直接的含义如止观，就是指行瑜伽的含义，“瑜伽师”就是其实践者。另外，针对“瑜伽师”，《释论》指出，三乘行者由于闻思等次第习行，随分满足如是瑜伽，辗转调化诸有情，故曰瑜伽师。或诸如来证瑜伽满足，随其所应，持此瑜伽，调化一切圣弟子等，令其次第修正行，故曰瑜伽师。将如来看作瑜伽师，作为此论，完全不妥。又云调化诸有情，也是对二乘的未究竟，因此是与《瑜伽论》的观点相矛盾的错误。如前所述，整个《瑜伽论》都是三乘教的论述，并没有以大乘综合统括所有的意图。注释者不明白这个道理乃是受其信仰所阻。在论中云：谓地者乃境界，所依所行，或是所摄之义。解释中则是所行之境界、所依、所行、所摄，甚至举例说明。然而，《伦记》中的所谓地为生成住持之义的解释更加简洁明了。通常，“地”即意为依止、能生，因此，也可以据此，但是，实际上也可将瑜伽师智行基础的所依称为地。总之，《瑜伽论》就是阐述瑜伽师实际修行的教理法相以及实践修行的论著。从内容上来看，三乘之中，菩萨乘为最胜，此是理所当然，重视菩萨的利他也与通常所说无异。然而，利他应该涉及一切，因此对于二乘来说，如果没有像菩萨一样得大乘涅槃成为佛，则并没有达到其目标。而且，三乘为得果各别，二乘尚未成佛，种性上各别，亦容许无种性。因此，事实上菩萨的利他存在限制，与《瑜伽论》中所说的无限利他相矛盾。这是其之所以成为三乘教的原因，表明其并不是以论述大乘最高为内容。

进而考察此论的梵文名。藏译该论的梵文名叫“Yogacaryā-bhūmi”，为“瑜伽行地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后面会加一个“论”字。yogacaryā（=yoga-caryā）此时为“瑜伽行”，并不是通常的“瑜伽师”。然而，如果与“地”连接起来，则也未必不可以解释为“瑜伽行者”之义。作“-caryā”则不得此意。即便如此，yogacaryā在藏语中为rnal-ḥbyor spyod-pa。该藏语有时也用于梵文yogācāra（yoga-ācāra）的译词。我并不十分精通藏文，不敢妄自断言，从意思上来看，无论是梵文的yogacaryā还是yogācāra，并无不同之处，都是“瑜伽行”，仅仅这样一个词不可能被译为“瑜伽师”。在《东北目录》3865中，有月称注释的提婆著《四百观论》，出现了Bodhisattva-yogācāra-catuḥśataka-ṭīkā之名，译为《菩萨瑜伽行四百观广注》。此中的yogācāra在Cordier目录中被认为是yogacaryā，但是，因为此《广注》的梵文残片被发现并公开出版，故而对其加以考察，幸运地发现里面有对此题名加以明确之处，其明确地作Bodhisattva-yogācāra，并非是-yogacaryā，因此，可知该《广注》在被译成藏文时，将梵本中的yogācāra译成了ranl-ḥbyor spyod-pa。但是之后，不知是什么原因，该梵文最终成为yogacaryā，因此，Cordier目录中也采用了该词。这可能是遵从了rnal-ḥbyor spyod-pa为yogācāya译词的惯例。有些地方表明rnal-ḥbyor spyod-pa被当作yogācāya的译词。一旦确认了这样的实例，那么《瑜伽师地论》的梵文名为Yogacaryābhūmi的绝对根据就不会动摇了吧。

看起来yogacaryā这个词并不常用，在M.Monier-Williams的梵文词典中也提及到，在字典中有yoga-cara，m.为Hamumat（罗摩衍那故事中的猴王）的名字，在该词条后只有yoga-caryā，f.。在Edgerton的BHS词典中并没有出现，可能是著者没有将之纳入佛教术语之中，或者是认为其不值得注意而没有记载下来，又或者是没有例句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也可以想象其不过是翻译成藏文时新造的词。因此，此处的yoga cara毫无权威可言，又或者可能是yogācāra的误写。因此，总之，yoga-caryā应该为yogācāra，故而藏传的yogacaryā并非唯一的绝对权威，很难据此推进讨论。据说在巴黎采用yoga-avacara一词对应yogācāra，而不是采用yogācāra。在此yoga-avacara不属于此处的问题之列，与“瑜伽师地”的原语研究没有关系。按照注释者的惯例，凡自己所知，即便毫无关系，也要记录下来，因此现在也提及此语，不妨把此当作其人的爱好。

在我国，可能自《南条目录》以后，即便《大正大藏经》或其它，一般均以Yogācārya-bhūmi作其梵文名。我自己曾经认为西方学者所主张的Yogācāra-bhūmi甚好而加以采用，故而被认为是源自外道（此词有一种特别的效果）说。然而，时至今日，实际上仍然没有任何可靠依据或者例子或者其它证据能够断定Yogācārya-bhūmi是正确，与此相反，Yogācāra-bhūmi是错误。即使在中国好象也缺乏确凿的证据。类似《至元录》的东西恐怕也是依据《南条目录》而造，作“梵云，萨合口怛，怛沙布麻迦，沙悉特啰二合欲迦茶啰二合牙布麻”。其中的“合口”意为闭口，在例举《四分律》原词处有一例，指-pta或-pti，并不是指-pata 或者-pati。据此考察上面音译的原梵文名，则其就是sapta-daśabhūmaka-śāstra-yogacaryā-bhūmi，与藏译本中的词无根本差异。“二合”未必正确，此通过“悉特啰”可知。因为“悉特啰”为stra，所以“茶啰牙”可能指caryā，或者是cārya，故而也可能有人认为是ācārya。“牙”很明显为ya，或者是长音的yā，此在用例上已经明确。整句话直译为“十七地论瑜伽行地”，或者为“瑜伽师地”。虽然不能确定《至元录》所指的西藏大藏经中是否如此，总之，因为可以确立“瑜伽行”或者“瑜伽师”等异说，所以，应该与现今所知道的西藏大藏经的形式相同，基于这一点，在此我采用yogacaryā。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不得不说其决不是表示“瑜伽师”，我们不得不说还没有yogācārya的确凿可靠的典据。如前所述，《释论》虽然论述瑜伽师，但是没有任何线索指示其梵文名为何，在窥基的《略纂》中也未提及梵文名的音译。《伦记》比较特别，所以将在后面有所论述。那么，能够证明yogācārya的确凿可靠的典据到底存在何处，或者自古就根本没有吧。

迄今为止，证明yogācārya的典据，恕我寡闻，尚不可知。或许《南条目录》是唯一的依据。《南条目录》中将来自印度的翻译人员的名字依据其音译及意译标示出其梵文名，此时，多依据Stanislas Julien、E.J.Eitel之说，或许也有其他依据，例如，Edkins、比罗等，总之都是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因此有一定影响。然而，《南条目录》实际上参照了《至元录》的音译，或许也参照了时下学者的学说。通常讲到“瑜伽师地”，从音译和字义来看，学者们也会立即认为其就是yoga-ācārya-bhūmi。这是理所当然的观点。即便是现代，如果不将典据或者用例考虑进去，则任何人都肯定会这样想。因此，还原到如此程度的梵文名普遍通用，也被认为可信。但是，自唐代或自元代以后，直至明治时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这种还原的梵文名还没有受到重视和研究，于是，当Julian、Eitel、比罗、Edkins等从这方面进行研究时，我国也开始加以仿效。然而，因为当时的资料很少，可获得的典据也很少，所以，多数研究都是学者将自己头脑里的想法发表出来而已。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有些甚至可以认为是杜撰，我想不能永远地放任这种情形。然而，多数情形都得到认可，其中的多数被《南条目录》所记录，并由此获得权威性。虽然《大正大藏经》中多少对此情况加以改正，但是还很不充分。因此，“瑜伽师地”的梵文名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yogācārya-bhūmi。然而，如前所述，既没有用例，也没有典据，即便如此，对于持有此观点的学者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需要用例或者典据。从某点上来说，这也是自然的事情。但是，yogācārya在印度一般指六派哲学之一的瑜伽派的哲学家、实践家，其并不一定是佛教的术语，因此，相信并主张yogācārya-bhūmi的学者比谁都期盼能够找出依据或者用例。我本人也并非反对这个观点，如果有可信的典据用例，则也采用该观点。仅仅是“瑜伽师”的典据用例存在于《瑜伽论》以及其它资料中，因此“瑜伽师地”可能就是yogācārya-bhūmi。然而，即使论中反复出现“瑜伽师”，但是，遗憾的是其梵文并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题目。

“瑜伽师”的梵语音译在《瑜伽论》的注释中，目前，只在《伦记》中见过。《伦记》依据《释论》对“瑜伽”进行说明之后，作“梵言，阿遮罗，此云师，有调化之功，匠物适机，群从所放之美称也”。“阿遮罗”写为ācāra，绝对不是ācārya，也不见为其他。实际上《伦记》中在记ācārya的音时使用“阿遮利耶”、“阿阇梨”，因此知道此字。然而，将其作为“此云师”加以说明，这是因为梵语不精通，从而将其看作是“师”的缘故。但是，如果据此考察，则相当于“瑜伽师”的梵文自然就是yogācāra。一般情况下，yogācāra是一个独立的词，但是，在只给出词干而不指示任何格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把它认为是“瑜伽师”之意，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接续其下的“地”字，构成了合成词的一个部分，依据有财释对此加以解释，则可以看作是“瑜伽师地”。查荻原博士的《梵汉对译佛教辞典》，yogācāraḥ古时译为“修行”，作为博士自己发现的译词，“观行”、“观行者”二词放在括号之中加以表示。Yogācāra原本为阳性名词，因此，此处给出阳性主格的yogācāraḥ形式实属当然。对其加以解释，则可以是“修行”、“观行”，也可以是“观行者”（与yogācārin相同），后者也可以被认为是“瑜伽师”。单纯为yogācāra，没有格的时候，仅仅意为“观行”，没有“观行者”、“瑜伽师”的含义。如果欲仅以yogācāra表示“观行者”、“瑜伽师”之意，则就要采取有财释，将此含义添加上去。如若不然，如果不可以说从惯例上yogācāra均仅用于“观行者”、“瑜伽师”之意，则完全行不通。很明显并无惯例，因为只要提出主格，就等于提出了“观行”和“观行者”两个含义。因此，将yogācāra-bhūmi译为“瑜伽师地”，正是因为yogācāra位于合成词的前面，此时按照有财释加以解释，则译为“瑜伽师”并无任何不妥。也就是说，此译已经预想了后面的bhūmi。如果没有预想，则不能成为“瑜伽师”。单纯的yogācāra不能始终被翻译为“瑜伽师”。事实上，即使有yogācāra-bhūmi，也有将其译为“修行道地”的情形，表示“瑜伽行地”之意的古汉译本。

yogācāra-bhūm的用例在Edgerton的BHS辞典中也有提及，即为Śikṣāsamuccaya，P.55，L.17。作为一个句子，补齐引用部分的前后文，则为如下所示：

praṇītāni ca sāṃpriyāṅi yogācārabhūmy-anukūlāni khādanīya-bhojanīyāny upanāyitavyāni.

Edgerton并没有将此处的yogācāra作有财释，因此，全文翻译如下：

应贡献适宜瑜伽行之地的美味上好嚼食噉食。

但在，在此处，“瑜伽行地”也可以被理解为“瑜伽师地”。上述引文的前面如下。

Tatra Kāśyapa yo bhikṣur yogācārī bhavati, tasya tena vaiyāvṛtyakareṇa bhikṣunā’nulomikāny upakaraṇāny upasaṃhartavyāni glānapratyayabhaiṣajyapariṣkārāś ca | yasmiṃś ca pradeśe sa yogācārī bhikṣuḥ prativasanti tasmin pradeśe noccaśabdaḥ kartavyaḥ | rakṣitavyo vaiyāvṛtyakareṇa bhikṣuṇā yogācārī bhikṣuḥ | śayyāsanopastambhanāsya kartavyā |（此接前面的引文）

（此中，迦叶啊，（1）如果比丘为瑜伽师，则对此人应由其他执事比丘提供适当的什具以及治病良药、器具。又（2）在该瑜伽师比丘所住之地不可高声。（3）瑜伽师比丘应由执事比丘守护，给其提供卧具座席。）

在《大乘集菩萨学论》卷四中，有与上面内容相当的译文：

复次，迦叶，（1）若有比丘得离扼者，彼营事比丘随其所须一切给与，所谓饮食衣服卧具医药。（2）若离扼比丘所住之处，不应高声。（3）彼营事比丘于离扼比丘所，近住坐卧为作防护。（4）随其所乐，上妙饮馔而供给之。（（4）相当于前面所引梵文之翻译。）

“执事比丘”即为“营事比丘”，指在僧园中做前述事务的比丘。“瑜伽师比丘”或“行瑜伽行比丘”为bhikṣur yogācārī 或yogācārī bhikṣuḥ，汉译本中被译为“得离扼者”或“离扼比丘”。因为有yogācārin，所以其与yogācāra的有财释相同，无庸置疑可以理解为“瑜伽师”。为何使用“离扼”译词尚未可知，但是，“扼”通“轭”，二字均常使用，因此可能是“烦恼”之意的yoga的译词吧。Yoga意为观行、修习，以及因被烦恼所缠而烦恼之意。后者的含义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即yoga-kṣema=yoga-kkhema（注释者将其解释为yogehi khemaṃ的情况），这是与涅槃异名的一个词里面的yoga。然而，目前的情况下，其并不是“扼”的意思，但是汉译者却这样认为。而且无论是ācārin，还是ācāra都无“离”的含义，由此说来，或许“扼”也不是yoga的译词。从“扼”与“轭”相同这一角度来看，“扼”作为烦恼，具体指欲、有、见、无明四种，因此在赞扬阿罗汉的胜德时，称“离四轭”，因此，上面所谓的“离扼”也许是省略了其中的“四”字。同样的用法在《菩萨地持经》（大正三十、936中）中言及“云何为十，离诸缠离烦恼分别恶戒”等等，《伦记》（十一下、九左）中提及“相传云，离缠者则离八缠”，把“离诸缠”仅用于“离缠”，表明“离八缠”又可称为“离缠”。因此，在现在的考察例中，也可以将“离四扼”解释为“离扼”。如若如此，则“离扼比丘”、“得离扼者”可能就是指“阿罗汉”，在此，其就是对应yogācārin而采用的翻译吧。如此看来，“离扼”并非yogācārin的直接译词，因此不能把yoga看作是“扼”的翻译。当然，可以说就是将yogācārin看作是“阿罗汉”。虽然意义尚暧昧不明，但是可以确定其指代人。进而，当我们思索前面引文中yogācāra-bhūmi的yogācāra的含义时，（4）中虽然没有给出对应的译词，但是既然承接前文，又言及“随其所乐”，所以认为其指“瑜伽行者”，表示瑜伽行者之地或瑜伽行者的地位也并无不可。在阐述菩萨的十地、声闻的十地之时，“地”字前面的词未必一定指人，有时也不指人，但是，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都是指人。实际上，也可将之解释为行瑜伽行之地、瑜伽行者居住之地。由于理解上的差异，只取其中之一可能并不好，然而，将此处的yogācārya-bhūmi认为是“瑜伽师地”，这种观点不应该一概予以排斥。

上述的《大乘集菩萨学论》的梵文本中存在着yogācārya-bhūmi的用例，并非我个人可以解读，还有赖于其它学者的指导。至于将之译为“瑜伽师地”，还是译为“瑜伽行地”，归根结底在于解释上的差异，应该取决于各学者的意见。与此相对，如果是yogācārya-bhūmi，则应为“瑜伽师地”，而非“瑜伽行地”。另外，尚未发现yogācārya-bhūmi的用例，而且其典据只存在于持此意见者的脑海中，在《瑜伽论》的文本里，则存在于译本中。但是，在论的注释中，如前所述，只有yogācāra-bhūmi，而没有yogācārya-bhūmi。

西方学者多取yogācāra-bhūmi，认为yogācārya-bhūmi为误写。Monier-Williams的《梵英辞典》中作“yogācāra-bhūmi-śāstra，n.（for yogācārya-bh.。）”，荻原博士在对临摹《菩萨地》抄本进行研究的论文中认为yogācāra-bhūmi-śāstra（die Schreibung 。cārya-bh。 dürfte falsh sein），其他学者的论文中一般也认为是yogācāra-bhūmi-śāstra。在此无需再举太多例子，因为这些是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并非一定要肯定它，但是也决不可以全然排斥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另外，考察汉译本，我注意到有《修行道地经》与《达摩多罗禅经》。前者是僧伽罗刹即众护所著，安世高将其归纳并译为《道地经》一卷，后由竺法护再译为《修行道地经》六卷。后者是后人将竺法护译三品《修行经》一卷附于其后，构成现在的七卷。在此论的序文一开始就已经言明其梵文名为“偷迦遮复弥”（“复弥”又为“护迷”）。显然这就是yogācāra-bhūmi。“遮”写为cār或者ācār，是ācāra去掉最后的元音而成的。将“偷迦”（yoga）译为“修行”，“遮”（ācāra）译为“道”，“复弥”（bhūmi）译为“地”，或者将“偷迦遮”（yogācāra）译为“修行道”。但是，无论怎样翻译，都不是yogācārya，不是“瑜伽师”，而是“瑜伽行”。因此可以说“瑜伽行”的翻译正确。（“护迷”的“护”为ho，可能是bho的讹传。因此“护迷”为bhūmi）。

后者的《达摩多罗禅经》是佛驮跋陀罗为了庐山慧远所翻，并为之实践。序言和目录中均提及此书名为“庾伽遮罗浮迷”，译为“修行道地”。显然这就是yogācāra-bhūmi，与前述翻译相同。达摩多罗与佛大先都是实践并提倡此经内容之人，是居于犍陀罗的禅师。通常认为众护或此二人主要是行小乘实践德目之人，他们构成了一个体系。在此体系的基础上再加上因《婆沙论》而广为人知的主张瑜伽师学说的一系列人的主张，从而形成《瑜伽师地论》。因此《瑜伽论》的源流就在于此。传说众护就是与弥勒菩萨有关系的人。

以上两个实例，即便是汉传版本，自古以来就是yogācārabhūmi，不能保证就是yogācāryabhūmi。另外，从年代上来说，在印度就是龙树之前的东西，在提婆的著作中也曾经出现。如果将此yogācārabhūmi看作是“瑜伽师地”，那么只是与“瑜伽行地”的意见相左而已。

如上所述，在此我们应该取yogācārabhūmi，佛教中人所言的yogācāryabhūmi并无典据，恐怕是基于Jullian或者Aether等人的观点。但是，是否受到外道的影响，回答当然是没有。我们很久以前就在印度哲学中，多数场合是在佛教中，都不使用“外道”这个词，而是使用“外学”、“外教”、“外宗”等词。不能说佛教只有佛教专门学者的学说才是正确的。

（注：本文节选自宇井伯寿的《瑜伽论研究》一书，只作为大家学习佛法的参考资料，不代表本人赞同其所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