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对于中产阶层的划分有约定俗成的一些标准，例如在英国，个人年收入超过2 .5万英镑(约合4万美元)、有房有车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都算是中产阶层。5%的为富豪阶层，2万英镑以下为低收入。如果在中国内地，这个标准估计是很多人仇富的对象。但是在房价高企的一线城市，很多有30万年收入的人在感叹自己这个阶层如何悲惨的做着房奴。说自己是对悲惨的底层。假如我们也要设定一个中产阶层，那么除去5%的高层，把低于城市平均可支配收入水准的列为低收入，那么我们的中产是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有大量的房奴，大量的车奴。

假设我们把一线城市里按照国际上的惯例，金融机构雇员、企业经理人、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小业主、公职人员等构成，是社会肌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划分成中产阶级，那么这些人现在为何却没有感觉轻松的“有产”，例如媒体报道的，市长都说买不起房，副部长也说买不起，（那是说的豪宅吧）那么广大的公务员，技术人员，专业人士有如何呢？如果控制住房面积，买个小房不做房奴的话，中产阶层就算是有点积蓄，也为投资的渠道发愁，辛苦挣的钱总担心跟不上通货膨胀的步伐，好不容易想投资避险，买房收租做个养老保障，却一不小心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中等年纪的中产上有老，下有小。想改善住房现在成了被牺牲的需求。保障房更没戏。这个有产真是惨。

历来一个社会政府都对这一阶层非常重视，并有意识地加以培育和扶持。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产变有惨？而且当房子成为一种社会焦虑的时候，中产阶层的一些特质会放大这种焦虑，他们会主导媒体，舆论和知识界，形成社会上最有杀伤力的一群人。他们贡献着税收，贡献着创新，贡献着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但是当房子成为他们焦虑的时候，很难看到这个社会还有创新动力。

社会不能简单地分裂成富人和穷人，而是出现庞大的中间阶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天然的敌人”才失去了相互斗争的社会大环境，社会得以保持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