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教授抄袭作弊的丑闻好像不少，于是各种议论多了起来。“专家学者”的神圣地位瞬间不保。为何？都怪罪社会是一种最好的解答方法，我们可以把象牙塔不再神化，可以把权威拉下马来。但是冷静一想，那些不是在文革已经实现的路径吗？今天的社会还有形成草根和精英水火不容的环境吗？理想的状态下，教授就应该是治学研究都严谨，成果和思想都经得起后辈敬仰的人，所以他们的文章和成果就应该是完全由自己的“说法”。不过我们想想今天的知识来源和结构的巨大改变，是不是有些看法也要与时俱进了呢？最近看了一本书，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里面访谈了阿城，他谈的最多的是知识结构。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文革时期，所有的同学都被要求读一样的书，而他因为出身不好，没有机会。反而去琉璃厂看老书，最后不一样的知识机构导致他和大多数人选择的道路不同。这段话和我的主题是啥关系呢，不急，慢慢说。

   既然知识结构注定我们人生轨迹的差异，那么我们看看最近几年再获取知识这条路上，出现的重大改变吧。当网络世界开始攻陷我们的传统教育路径，我们获取知识的路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日本在20世纪出现了“吞时代”，“吞”形容了当时的年青人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生动形象。这几年，中国的网络发展也出现了这样的“吞时代”。梁文道在他的《常识》里也写道，过去他要想知道心爱的球队的信息，每周需要通过体育新闻获取比赛场面，在看完了其他新闻后等待几个画面。然后去国外平面媒体上收罗相关信息，那时候，谁更愿意付出时间，谁就有机会比其他人知道的更多。而且是一些公共信息的基础上成为专家一类。现在，如果要了解一个球队，通过强大的搜索引擎，就可以找到官网，还有其他各种零散资料，你可以搜寻过往的资料，并梳理出脉络，成为某个专项的研究高手。其实还包括各种专业的知识。学习变成一种无需其他人知晓和领导的行为。（韩寒就嘲笑过陆天明那些老派作家，不知道搜索引擎改变了年青人获取知识的渠道）。专业的知识都不在高不可攀，有心的人可以在某个特定的专业分化下寻求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那么也就是说，

   今天，教授也好，还是学生也好，其实面对的是一样的教育机会，获取知识的渠道。所以权威不在神圣，知识面前，大家一样从头来过。过去是一条如何的路径呢，如果学校是名校，图书馆馆藏够丰富，那就读，四年大学下来看过过百本书，但是和馆藏比起来还是少的，所以又很多冷僻的书还是没有读到，现在，再冷僻的书，也可能有人在网上阅读过。这样一来，抄袭很容易，按下复制粘贴就可以了。但是被发现也变得容易了。关键字检索就好像抓违章的警察，在那里等你呢。

   技术的进步从来是伴随着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牺牲”的，工业革命让刀耕火种的社会被奴役的，那么网络革命呢，让精英文化被颠覆？

   前段时间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大陆学者在香港讲课，其中那名女学者就感叹，过去自己一上课，就觉得学生的眼睛里充满渴望，自己讲什么都有人喜欢听。但是最近却觉得无论自己说什么，下面的人们都好像已经听过，讲的人不自信，听的人已经知道，所以课越来越难讲。是呀，你无法知道沟通的对象究竟知道些什么，学识有多深，沟通真是难起来。过去人们还能通过个人经历去判断一个人的知识能力，现在却已经无法简单去判定了。

   回到作弊的事上。作弊的人恐怕是心存侥幸，却不知道，现在揭秘的人不一定是某个学术上对手，可能只是一个隐形的“手”，就可以破解你的侥幸，而网络让这些可能变成一种强大的覆盖，你无路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