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几个侧面（散文）

 

□小  米

 

 

 

母亲不会做鞋

 

在乡下，做鞋是母亲的少女时代，一个女人的基本功之一，与之配套的，是做针线。缝缝补补的活儿，在那时候的农村，常见，常有，必不可少。女人的另一个基本功是擀面。与之配套的是做各式各样的粗茶淡饭。这都是一日三餐少不了的。

小时候，听“攒老爷”的端公念经——抑或是咒语，至今不忘的，有这么一段：

 

 “……擀的面，像楼板，

切的面，像皮鞭，

下到锅里澄底了，

舀到碗里崛起了……”

 

这几行端公念的经文或咒语，本意是描摹学艺不精的小媳妇儿，说她们手艺差，连最基本的面也擀不好，太硬、太厚，切出来的面条，太宽、太粗。这一段经文或咒语的引申意是，给已经作为媳妇的主妇或即将成为媳妇的姑娘们，立此存照，引以为戒。

 

不会做针线的姑娘，饭做得也不怎么好的姑娘，无论长相多好，也不管你农活有多能干，照样有嫁不出去的可能。母亲和奶奶教育我妹妹，就常常这么威吓她：“面擀不好，针线做不好，长大了就别指望出嫁了，在家里做一辈子老姑娘吧。”

这话并非危言耸听。它是方圆百姓嫁娶时，必然要通过媒人，向对方讲明的一句非常要紧的话。会这些，精于此道，是女方的优点、长处，值得炫耀；不会或不精，就是缺点，女孩子就有了低人一等的感觉。

擀黄豆面，母亲能够将面擀得跟牛皮纸一样薄，却仍不至于破裂。讲究的，就是这个薄；擀白面，她也能擀得格外柔韧、劲道，下在锅里怎么煮都不至于糊，吃在嘴里，口感仍然劲道；擀杂面（玉米面、黄豆面、荞面、豌豆面、白面、洋芋面等多种面粉或其中几种面粉的混合体），母亲也能擀得又薄又劲道。擀面或做饭，难不倒母亲，她的手艺有口皆碑。缝缝补补的事儿，母亲也能做做，做得虽不怎么好，却也将就着，能应付过去。

可是，母亲从来不做鞋。她不会。

母亲不会做鞋，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在母亲的青少年时期，别的女孩子学习手工时，母亲却要为生计忙碌，外婆顾不上教，她也没有时间做，到了她可以做这些的时候，她已成了待嫁的大姑娘，因做惯了体力活，对做鞋这样的麻烦事儿，彻底失去了兴趣。

在家乡，青年男女婚事初步定下来的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步骤就是，女方要赠送一双她亲手做的布鞋，给男方。别的女孩子，媒人还不曾提过亲，一双这样的鞋，却已做出来很久了，她甚至会常常抽空，从箱底拿出来，独自欣赏欣赏，出一会儿神，又庄重地，将鞋锁于箱底，然后暗暗期待着穿鞋的人，出现得越早越好。

父亲娶不上媳妇，母亲难以出嫁，也不能出嫁，外婆身边只有她一个女儿了，她要为外婆养老送终。所以，在乡下，超龄而赤贫的父亲，已不具备挑三拣四的资格，也丧失了挑剔母亲“不会做鞋”这一缺点的权利。他向媒人承诺，他可以入赘。既然要招上门女婿，母亲就不能提太高的要求，还得具备足够的资本。他们只能各自退一步，解决各自的难题，成就了这段婚姻。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不曾穿过母亲做给他的布鞋。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做过这么一双鞋，我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有穿过母亲做给他的鞋。我没有问过。我估计没有。父亲当然穿过布鞋。父亲穿的布鞋，都是母亲巴结大姨，求他给父亲做的。

这是无奈之举，是母亲没有办法的办法。

常常，母亲在大姨的安排和监督下，铰好了鞋样，或求大姨给她铰好鞋样，到了阴雨天，不能出工做农活，母亲百无聊赖，就把她的针线篮子拿出来，坐在屋檐下，抓一把白面，熬一碗“面然子（糨糊）”，再用碎旧布料，粘布鞋的千层底。从鞋样大小来判断，这鞋底，她是做给父亲的。说是千层底，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二三十层，是有的。鞋底中间用的旧布片、碎布片，外层包裹的，却是崭新的白布。一个阴雨天，母亲能够做三四双鞋底。鞋底做好了，就压在手磨的磨盘下。过一段时间，鞋底阴干了，就可以纳鞋底了。

纳鞋底，用的是很细的麻绳。纳鞋底，母亲只能抽空做。一般，吃完晚饭，洗涮完毕，一家人坐在火塘边，油灯下，别人无所事事，母亲却在飞针走线。还未纳好的鞋底，太厚了，足有两公分厚，每一针，都得先用锥子在鞋底上钻一个穿透的孔眼，再让针和绳子和穿过，否则，手指和顶针无论怎么用力，也难以穿透结实而坚硬的鞋底。一不小心，锥子或针，还会扎了手。纳好一双鞋底，最少也得十来天。

母亲做的，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鞋底。鞋帮母亲不会铰，也粘不好，她得请大姨替她做。鞋帮做好了，还得请大姨把鞋底与鞋帮缝成一个整体，鞋才算完工。

大姨抽空替母亲做了的这些，不是无偿的，都是有酬劳的。母亲给大姨的酬劳是，要么帮大姨干一天农活，要么给大姨想要或需要的什么东西。不是大姨贪婪，大姨也有一大家人，她要上工挣工分，只能抽空为孩子们缝缝补补，也无空闲时间。大姨肯出面指点母亲，替母亲做，已经尽了姐妹情谊。人在穷困的时候，无论怎样的亲情，都显得不那么亲了，这是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任何人都要先考虑自己的生存，然后才会替别人着想。人只有在自己富余的时候，才会顾及亲情、友情，才具备行善的条件。这不是自私，能做到这样，已经挺不错了。

大姨从小就过继给了别人，她的手艺不是从外婆那儿学来的，大姨从小就跟母亲不是一家人，更不曾在同一个家庭里生活过，她没有教母亲做和替母亲做的义务。

做一双鞋，母亲付出的精力比亲自做鞋多很多。但她情愿这样，也不肯下功夫钻研做鞋的技艺。母亲是一个简单的人，她认为做鞋太复杂了、太难了，她学不会。

母亲每年都这么求大姨，要大姨帮她给父亲做一双布鞋。

母亲从未独自完成做鞋的全过程。她不是不做鞋，她只是不会罢了。

我没有穿过母亲做出来的鞋。

母亲给我买鞋穿。

母亲给我买的，是胶鞋或“松紧鞋”——鞋面开口处缝着松紧带的鞋子。胶鞋我爱穿，轻巧，合脚，柔韧性也好，穿在脚上，比布鞋舒服。胶鞋耐穿，一双胶鞋，我可以穿半年，鞋穿得再也不能将它捆绑在脚上了，才会扔掉，再换一双新的。“松紧鞋”是布鞋的一种，不过，它不是手工缝制的，好像是机器做出来的，鞋底也是塑料制作出来的。“松紧鞋”供销社的商店里有卖的，比胶鞋便宜，但不如胶鞋舒服、耐穿，穿的时候，却比胶鞋方便，它没有鞋带。村里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几乎没有穿过胶鞋和“松紧鞋”，买不起。

我穿的，一直是这两种鞋。母亲很少求大姨给我做布鞋。

说心里话，我在小伙伴面前，一直以来，在穿鞋这方面，是有自豪感的，这是因为，我穿的鞋，比他们的高级。

年龄大一些了，到了青春叛逆期了，我突然就有了极其严重“布鞋情结”。看见别的孩子都穿妈妈做的布鞋，我非常羡慕。我也知道这些孩子，包括他们的父母，从不掩饰对我的鞋子的羡慕。但没法子，我就是想穿一双布鞋，特别想。在内心深处，我渴望过一过穿布鞋的瘾。这样的想法，我从未对母亲讲过，她当然不知道。这种渴望在心里埋藏得久了，我就觉得，我都长这么大了，却连一双母亲做的布鞋都不曾穿过，仿佛母亲不爱她的子女，更不爱我。

当然，后来，我就释然了。

我只穿过一双布鞋。也是母亲求大姨做的。刚穿布鞋的那一刻，我的内心盈满了喜悦与幸福，仿佛心脏里盛满了水，稍不留神就会溢出来。

穿新布鞋的滋味，并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新鞋不跟脚，还夹脚，鞋底硬得像一块木板，每走一步，脚都有要从鞋里拔出来的感觉，让我很不习惯，鞋帮和鞋底，也似乎太紧。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布鞋，我却完全丧失了穿胶鞋的那种健步如飞的愉悦感。母亲用不太恰当的比喻开导我说：“鞋与脚，就跟新婚夫妻是一样的，一开始会很不习惯，疙疙瘩瘩的，穿一段时间，磨合磨合，就适应了。”我只好继续穿。勉强穿了几天，脚上有好几处，让鞋磨红了，有一处，还磨出了亮晶晶的水泡。我终于忍不住了，不想穿布鞋，让鞋与脚继续磨合，就脱下新布鞋，搁置起来，又将一双破烂得不堪入目的胶鞋，再一次穿在脚上。

不久，父亲的鞋弄脏了，暂时没鞋穿了，看见我没有穿新鞋，就跟我借鞋。那时候，谁都没有多余的鞋穿。我大度地说：“给你吧，我不穿了。”十来岁的我，脚比父亲的还大。父亲穿了我的布鞋，说：“舒服得很嘛。”父亲后来要把新布鞋还给我，我却说什么也不想要它了。那一双布鞋，就这么给了父亲。母亲无奈，只好连续挖了三天柴胡根，用卖柴胡根的钱，给我又买了一双胶鞋。

我终于明白，母亲给父亲做布鞋穿，不是因为偏袒父亲，恰恰因为偏袒我们几个孩子。母亲要给孩子们买鞋穿，就没有那么多钱，给父亲也买胶鞋了，父亲只能跟母亲一起，默默地享受着布鞋的折磨。

母爱是最易感知的，不是用会不会做鞋来衡量的。

 

 

慢

 

母亲是个“慢”人，做事慢，说话更慢。

给玉米锄草，做同样的活计，花一样的时间，别人用一小时，母亲至少要比别人多用二十分钟。在我家的自留地干活是这样，给生产队干活，她还是这样。包产到户后，我常常帮父母做农活，比如锄玉米草。我常常觉得，母亲锄草还不如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快。

母亲锄草，是挖，且挖得较深。她还把草根草叶也择出来，扔到地边。我和父亲锄草，多半是用锄头铲，杂草断了根和枝叶，埋在泥土里就可以了。父亲说：“它们会朽了的。”我也觉得会这样。如此以来，母亲用的时间，比我和父亲用的，就多了很多。往往是，干完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垄，父亲就坐到地边去，抽烟，歇气。我看见母亲还在大汗淋漓地忙碌，只好去帮她，她却总是对我说：“你歇你的去。”赶走我之后，她仍不慌不忙地，干她自己该干的。父亲过完烟瘾，也歇足了，母亲份内的工作量，才刚刚完工。

父亲让母亲歇一会儿再干，母亲说：“我要是歇了，就让你们父子落得更多了。”劝不动她，父亲就不劝她了，由着她。在母亲的心里，似乎不是自己精耕细作损失了时间，仿佛是她故意磨洋工，才导致了落后的局面。母亲没有歇气的时间，她也不歇气，跟着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埋头苦干。

过一些日子，我再到玉米地里去，就看出工作质量的不同来了。凡是母亲锄草的地方，杂草就格外少，少到几乎没有，我跟父亲锄草的“领地”，杂草已经争先恐后地出头露面了。我跟父亲说了我的“发现”，父亲不以为然，说：“长了就长了，出来了就出来了，你能让庄稼地里不长杂草吗？”我无语。

父亲改变不了母亲，母亲也影响不了父亲。他们各按各的理解，各用各的方法，各干各的。心情好的时候，我就跟母亲一派，将手里的活儿，做得仔仔细细，觉得厌烦了，或想早早完工，就跟父亲一道，马马虎虎，应付了事。

在我们家，我最怕的，是跟母亲说话。

母亲说话不仅速度慢，关键在于，她叙述的进度，过于缓慢，简直太慢了，都慢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了。常常是，我听得心急火燎地，她却不急不徐、不慌不忙、娓娓道来。不是她故意这么做。母亲在说一件事情时，往往要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枝枝叶叶、路转峰回……无不仔仔细细地，要给我交待清楚，她老是怕我不明白她说的话。母亲讲述的往往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甚至，是一棵被高度解剖之后的树的标本，即使树的分子结构、纹路……这些肉眼难以看到的内部结构，也是纤毫毕现。所以，听母亲说事儿，往往十几分钟过去了，她还在铺垫、铺垫、铺垫、铺垫，没有走上正题，甚至连切入正题的迹象也没有。我已经足够有耐心了，我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了，也是常常地，不得不打断她的话题，直接向她问那个过程、问那个结果。有时，母亲意识到了，回答完我的提问之后，就不开口了。看到她委屈的模样，我心中，又是极大的不忍。

然而，下一次拉家常，说闲话，母亲还会如此。

母亲心中明白，我们一家人，都怕跟她谈话，于是，她常常地，选择了沉默、倾听。除非有人问她什么问题，她才会说说，一般，她不主动插话。看到母亲像个木头人一般，坐在身边，我又忍不住故意跟她问这问哪，让她开口说话，用来释放藏在她心中的憋闷，也满足满足她讲述的欲望。

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我从母亲的慢里，体验到了她所追求的淋漓尽致的美，完全异样的美，在别人依靠数量求胜的时候，母亲所采取的，似乎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似乎，母亲做的任何事，不是以多取胜，而是凭借更高的质量和别人难以企及的精确，得到别人的认可的。假如没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修养，平常人，用平常心，是不能理解更难苟同这样一种非常另类的表达的。

我继承了母亲的慢。

此生之中，扪心自问，真正过得有价值的有意义时间，有多少呢？恐怕连一半也不到。大部分岁月，不是被珍惜的，而是被我们毫不可惜地，荒废了的。人要是一辈子都做有意义的事，人要是死到临头也不曾把想做的事、要做的事、该做的事，统统做完，人生就是短的，不够用的，但事实不是这样。属于我的大多数时间，我都让它虚度了过去。我常常觉得，人生不是一首字斟句酌的旧体诗，它更像一幅山水写意画，模糊的地方，留白的地方，总是很多，画着图画的，虽然也不少，但并未画好，更谈不上尽善尽美。

人的一生，不是太短了，而是太长了。

这么长的人生，何必慌慌张张？何不从容？

我喜欢慢，我愿意慢。

慢慢地经历、感觉、体验，慢慢做，做完了，才不会后悔，不觉得前面做过的，不彻底、不深刻、不尽力。

我总是有意识地，让自己慢一点，慢下来。我不想让我的人生，直奔主题。

 

 

 

闹剧

 

弟弟的烟瘾犯了，跟母亲要钱，想要买一包烟抽。弟弟已经结婚了，是几个孩子的人了。家里的经济大权在父亲去世的时候，移交给了弟媳。弟媳不许弟弟抽烟，当然不给他买烟的钱。我和母亲也觉得，家里生活窘迫，经济条件很差，弟弟还不具备用抽烟来挥霍的资格，所以，明里暗里，都支持弟媳的做法。

弟弟认为母亲有钱。弟弟跟母亲要钱不是没有道理，她知道母亲有钱。

我在县城工作，每一次，我回乡下或母亲到县城来，只要见到母亲，我都会给她一些零花钱，为了预防她万一有个感冒发烧之类的用场，不至于看弟媳的脸色，跟她要钱看病。我知道母亲的性格，她要是自己没钱，索性强撑着，哪怕不看病，也不会开口跟弟媳要钱。

弟弟厚着脸皮死乞白赖地，跟母亲要钱。母亲说她也没钱了，不给。不知道是母亲真没钱了，还是不肯给弟弟。弟弟这么跟母亲要钱，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都要成了习惯了。

这一次，无论弟弟好说歹说、软硬兼施，母亲就是不给钱。

弟弟犯起浑来了。他找了把斧头，把母亲用来装衣物的箱子，劈了，锁箱子的锁子，也让弟弟砸烂了，弟弟把箱子翻了个底朝天，却没有找到他以为应该存在的钱，更加“恼羞成怒”了，他把箱子又恶狠狠地砍了几斧头，把母亲的床也掀了，还在箱子里的衣服上、箱子上、床上，甚至母亲身上，浇了些煤油，扬言要烧死母亲。

母亲见势不妙，逃了。她一口气逃到镇子上，搭了班车，逃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到我家避难来了。弟弟没有追赶她，他要追的话，母亲当然是逃不掉的。

母亲到了我家，把弟弟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不用听她讲述我就知道，弟弟不可能真的会把母亲怎么样。借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那么做。但我必需听母亲的，让她把要说的话，说完。我在耐着性子，听完母亲的讲述之后也觉得，弟弟“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这个“吓唬吓唬”母亲的方法，实在是过于离谱了，不给他一点教训看来是不行的。我让母亲别回乡下去了，除非弟弟真心诚意地，亲自到县城来，跟母亲认了错，跟我道了歉，我才准许，否则就让母亲从此住我家，不让她回去了。

母亲委屈地说：“我把他养大，帮他抚养几个孩子，帮他种庄稼，他结婚后的这些年，你问问他，他给我给过一分钱吗？还动不动就跟我要钱，我又不是开银行的，我也不会用纸来画钱，他凭啥时不时地跟我要钱？有钱我也不会给他。”我知道，我给母亲的那些钱，多半都让母亲瞒着我，瞒着弟媳，偷偷地接济了爱抽烟的弟弟。弟弟成了大人了，母亲还那么溺爱弟弟。母亲的钱，都是我给的，我不想戳破这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让母亲在我面前觉得过意不去。只要她开心，给她的钱，就是她的，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母亲在我家，本来就没什么她能做的事。帮忙做饭打下手，不是安排她，她就不敢主动做。别的事她不会做，也不敢做，她怕做得不好，我妻子会埋怨她。妻子不可能埋怨她，也不主动要她帮忙。妻子觉得，虽说多了母亲一张嘴，但母亲吃得也不多，做四个人的饭不是什么大事，何况，做饭是儿媳的本分，母亲好不容易到县城来住几天，用不着让母亲动手。我知道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不做点儿什么，她就难以打发时间。我故意安排她，让她帮妻子做做饭，打打下手。当我看到在妻子面前，母亲是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时，我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了。母亲在乡下是没有时间休息的，我索性装聋作哑，就让她难受几天吧，正好可以彻彻底底地，让她的身体，休息休息。

弟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角色，摸清了他的脾气，我也就有了对付他的办法。弟弟在我面前从不犯倔。我捎话回去，让弟弟来，给母亲认错，把母亲接回去。一晃几天过去了，弟弟却是始终没有来。

后来我才明白，弟弟是吃透了母亲，他知道她不会跟自己记仇，这才故意不来的。这个貌似粗心大意的弟弟，把母亲的性格摸得比我还准。他“烧死”母亲的扬言也好，行为也罢，不过是跟母亲逗着玩儿的事，他没有当真，母亲明白过来之后，也没有当真，当真的，反而是我这个看似明白的糊涂人。

在我家安安静静地，只住了一天，母亲就呆不住了。只要我在场，她就在我面前唠叨：什么什么该做了，什么什么让弟弟做，她不放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她总要找一大堆理由，说出一大堆当下该做或要做的事情，一句话，弟弟一家人要是没有她就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好。仿佛没有她，地球也就不转了。

我明白母亲想回乡下去了，又不好跟我明说。

我装聋作哑，故做不知。

在我家，跟母亲谈论得最多的，当然是弟弟。母亲说起弟弟来，用的都是赞许的口吻，疼爱的口吻。母亲这么跟别人不止一次谈论我，我在从前，居然并未留意，现在我才明白，天底下，被称之为母亲的那个人，是不可能跟子女计较的、记仇的，或迟或早，她一定会原谅子女的错误或过失。

弟媳到县城来了。弟媳当然是弟弟派来的。弟媳当然是请母亲回乡下去的。弟弟没有来，这个脾气时不时就犯拧的弟弟，还要跟母亲拧。我也对他无奈了。弟弟派弟媳来，是给母亲一个台阶，也给我这个做哥哥的一个台阶，毕竟我给弟弟捎话的时候，在母亲面前夸了口。没有想到，我因为弟弟没有亲自来而在弟媳面前数落弟弟时，母亲却已就坡下驴，说走就走，连吃午饭的这一点点时间，她也不想再等。

这几天在我家，母亲没有什么事做，已经憋得受不了了。

叫上想要吃了午饭再走的弟媳，婆媳两匆匆忙忙地，回乡下去了。

不久，我放心不下，在妻子的再三催促下，我也回了一趟乡下。我当然要旧话重提。

当着母亲的面，我连水也来不及喝，就批评起弟弟来。弟弟不反驳我，回头跟旁边的母亲争辩起来，他责问母亲：“你不是没钱嘛，你到城理去，坐车的钱，是哪儿来的？车费够我买四包烟的了。”

母亲的谎言轻易就被弟弟戳穿了，但她“蛮不讲理”地说：“有钱我也不给你！”

“哪你以前为啥给我给了那么多钱？”弟弟嬉皮笑脸，不依不饶。

母亲说不出话来，只好气鼓鼓地，不理他了。

看到母亲不生弟弟的气，还跟弟弟斗起嘴来，我就明白，她已不跟弟弟计较了。

弟弟“烧死”母亲的行为，在母亲心里，连阴影都没有。不过是场闹剧而已。

这一对母子，还跟孩子似的，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们依然很淘。也许，在母亲眼里，孩子永远是长不大的，也许，在母亲面前，做孩子的是不想长成大人的。

母亲依然健在的人，是有福的。

2012年7月31日—8月5日

《山花》下半月刊2012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