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莲塘浮生》(236)林皓民住进了温州黄老师的豪宅
(2022-07-11 00:05:53)分类: 长篇小说连载 |
长篇小说连载:莲塘浮生——福建闽侯程氏家人传说(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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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六,林皓民住进了温州黄老师的豪宅
那天晚上,在林皓民的坚持下,黄氏父子两人都在那间头等舱里过夜,而林皓民就去二等舱黄尧生的铺位过夜。
第二天,1927年4月15日一大早,轮船抵达本次航程的终点站温州。
在黄家父子的坚持下,本来要去住旅馆的林皓民,去了黄家住。
黄家在九山河畔,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进院落,大门对着九山河。
前门开在南墙偏东一侧,两扇木大门,大门进去之后,过道右侧是一间小屋,左侧是一排贴着南墙的倒座房,倒座房对着前院天井。
前院相当于“客房部”,外地来了亲友就住在前院。林皓民就被安排在前院倒座房的一个房间里住下。
前院天井北边开着一道门,过了这道门就是内院。
内院比前院大很多,是主人全家的主要活动场所。
内院大天井两侧是东厢房、西厢房。西厢房住着黄老先生夫妇老两口,东厢房住着黄尧生小两口和他们的孩子。
黄尧生告诉林皓民,他们家,到目前为止,就5口人:父母亲加上他、他太太、他的一个两岁儿子,很快会有第6口,他的太太快要生第二胎。正因为这个缘故,太太这次没去象山姐姐姐夫家里吃外甥的满月酒。
大天井正北是正房,是他们家的餐厅兼客厅。
正房两侧是东耳房、西耳房。
西耳房是他们家的厨房。
东耳房住着他们家雇的一个女佣,40多岁的一个温州乡下女人。
林皓民没想到黄老师会有这么大的房子。
林皓民的父亲在福州南台三保有一座三进院落,格局跟黄老师这座院落差不多,只是在内院北边多了一进后院。
可是,他父亲经商,而黄老师只是中学老师啊。
后来林皓民搞明白了,建这房子,靠的是黄老师弟弟。
黄老师的弟弟在欧洲做生意,卖青田石雕。
青田石,传统的四大印章石之一,跟寿山石、巴林石和昌化石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石”。
青田石雕是浙江名产,出产青田石的青田县就在温州西边紧挨着,原先一直是温州市下辖县,现在是丽水市下辖。
到欧洲卖青田石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温州人走向世界起点。
1876年清廷被迫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温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之后,温州人开始随商船到国外去谋生。
这批人就是去欧洲的第一代温州人。
比起闽粤两省人民,温州人出洋比较晚,但起点高,他们不是被卖猪仔,不是去做苦力,直接就是去做生意。
但黄老师的弟弟不是那批人,不是去欧洲的第一代温州人。
第一代温州人出发去欧洲的时候,黄老师还是个儿童,黄老师的弟弟还是个幼儿。
黄老师本人,生于1872年;他的弟弟,生于1877年。哥俩差5岁。
弟弟1894年跟着舅舅出国谋生,17岁。
23岁的黄老师自己不能出国,因为要留下来照顾父母。
这是他们一家人商量的结果。
那时候黄老师已经在家乡的教会中学任教,教英文。
他们哥俩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英语都呱呱叫。
这也是要出国做生意的舅舅想带一个外甥一起去的原因,现成的译员嘛。
舅甥在欧洲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吃了不少苦,终于取得成功。
做生意嘛,成功的意思就是赚到钱,赚到不少钱。
1902年,在欧洲奋斗8年之后,舅舅把自己一家人都接去欧洲定居。
黄老师的弟弟也同时将自己的妻子和一岁多的儿子也接去欧洲定居。
他的妻子就是他这个舅舅的女儿。两年前,他跟着舅舅一起回国探亲,其中一件事就是跟这个表妹结婚。这样,舅甥关系又加上了翁婿关系。
再后来,黄老师的弟弟拿钱回来,在九山河畔建了两座二进的院落,一座留给自己,一座送给哥哥。
送给哥哥一座院落,也是当初说好的,出国的弟弟挣了钱要寄回来供养父母。哥哥的这个院子,是跟哥俩的父母同住的。
他们的父母1925年、1926年相继逝世,所以哥哥的这个院子现在就只有哥哥一家人住着。
隔壁那个弟弟自己名下的院子平时没人住,黄老师家的那个佣人每个月要到那边打扫打扫。
黄老师的曾祖父是个“弹棉郎”。
黄老师的祖父也是个“弹棉郎”。
黄老师的父亲也是个“弹棉郎”。
弹棉郎就是弹棉花的手艺人。
他们拿一弯弹弓(是弹棉花的弓哦,不是打鸟的弓)、一张磨盘(是弹棉花的木制磨盘哦,不是磨豆浆的石头磨盘),加上一把弹花槌和一条牵纱篾,上门去给顾客弹棉花。
温州永嘉弹棉郎众多。
多到什么地步?有的乡镇,10人里面有7人干这一行。
这么多人弹棉花,小小一个永嘉有那么多棉花可弹乎?
当然没有。
永嘉乃至温州的弹棉郎们,他们走遍全国城乡去弹棉花。
他们长年在外,穿州过府,四处漂泊。
弹棉郎是早先温州的名片。
温州弹棉郎是本书作者少年时代对温州人最早的认识。
我还记得,我的母亲曾经领了两个温州人到我家弹棉花,那就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温州人。
当然不是第一次见到,也不是第一次听说温州人。
在我们那里,弹棉花的一定是温州人,他们走街串巷吆喝着揽活。
母亲拿出两床旧棉胎让他们弹。
弹棉花包括弹新棉,弹旧棉胎。
弹旧棉胎就是翻新。棉胎用久了会变实变硬,翻新之后会变松软。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弹棉花,饶有兴致地看了一会儿。
只看了一会儿。
因为,弹棉花这活,太单调了,一点都不好玩。
那是一对姓周的父子。我记得,父亲应该是40多岁,儿子应该是不到20岁的样子。
他们跟我的母亲讲普通话,他们之间讲温州话。
温州话很特别,那时候我觉得他们说话很快,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的声调拖着长音并且高高地扬起来。
其实不是。
那只是我对自己听不懂的语言的一种误解。
有一次我对一个会说中文的日本人说,你们日本人说话真快。
他回答我:“我不会中文的时候,也觉得你们中国人说话很快。”
我还记得一件事,当时,母亲有问那两个温州弹棉郎是不是“无三证”,他们说不是,他们带着大队的证明。
那个父亲,叫儿子把大队证明拿出来给我母亲看。我母亲说不用看了,你说有就是有。
母亲为什么要问这一句呢?
怕事。
害怕自己不小心容留了“无三证”,那可是不得了的事。
可她为什么又不看一看人家的证明呢?
蒙事。
她其实并不真的很在乎人家是不是“无三证”,询问只是出于那时候人的一种从众心理。
什么叫“无三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