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程鹤麟：香港中产已疯狂
(2019-09-18 15: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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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产阶级 |
2003年7月28日起，内地居民港澳个人游开始推行。这一天起，中国内地一部分大城市的居民，无须跟随旅行团，可以随时以个人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区旅游，故而港澳个人游又称“自由行”。
中央政府是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而推出自由行，目的是让一天天富起来的内地人到香港旅游，带动香港的旅游消费，创造就业机会。
11年后的2014年4月15日，一个两岁内地男童在他父母的协助下，于旺角西洋菜街当街小便。两个香港男子对此不满，与男童的父母争论和撕扯。
这件事引发香港人与内地人在网上互怼达半年之久。
男童这泡尿具有隐喻意义：潮水般涌到香港的内地游客打破了香港平静、精致的日常生活，香港人起初是烦，后来是怒，其中最愤怒的是香港的中产阶级。因为香港的草根在许多方面跟内地人差不多，而香港的大富豪们生活在半山的豪宅区，去不到旺角西洋菜街，所以生活上最受内地游客影响的是中产阶级。
按照港府统计处的资料，2018年5月至6月香港教育界及不包括政府的公共行政从业员每月工资中位数达28400元——这大约就是香港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了。
中产阶级拥有体面的职业：医生、会计师、建筑师、飞行员、教师、中高级公务员、中高级传媒人、大企业白领……
中产阶级过着有尊严的生活，有房有车，讲文化，谈品味……
中产阶级不生事不闹事，是社会的定海神针。
但是，2019年的夏天，香港的中产阶级大闹香港。
8月2日，有外媒中文网刊发一篇报道，介绍了两位参加式微的中产阶级。一位是30岁科技界才俊阿明，一边做自己的科技生意，一边在某高校任教，“年薪逾百万港元”；一位是35岁的“富二代”阿祥，在某银行做行政工作，“月入几万港元”。他们都有自己的物业。
事实上，除了这两位匿名的中产人士，还有更多真名实姓的中产人士在香港的街头或网络上冲锋陷阵。比如，航空公司的飞机师、空中服务员、中学校长副校长、传媒人、公务员、医生护士……8月2日晚上号称4万多公务员在遮打花园式微，口号之一是“脱下制服一样都是香港人”。想想看，哪些公务员有制服呢？会不会细思极恐？
外媒上述那篇报道引述阿明的话说：“现在有太多外来文化来对香港的语言、生活模式、价值观、专业主义等等，都有所冲击，香港人就是因为对这些改变感到反感而出声。”
阿明嘴里的“外来文化”显然指的是内地文化而不是外国文化，因为外国文化入侵香港一百多年，香港人历来欣然接受。
若冷静思考，你就必须看到，同文同种同根生的香港人与内地人，文化已经大不一样，“香港的语言、生活模式、价值观、专业主义”等等，真的跟内地大相径庭，在同一个大文化背景之下，各有各的地方特色。举个很小的例子，春节派利是，香港人就派个10块20块港币，而内地人，再少也得派一百块钱吧？在内地人看来，香港人太吝啬了，而在香港人看来，内地人太粗鄙了。
本文开篇所讲的“4.15幼童香港小便事件”，就是这两种文化的一次冲突。香港人认为问题不在那个男童而在他的父母，让小孩当街小便不仅是对他人的不尊重，也是违法。按照香港《公众洁净及防止妨扰规例》，任何人士在公众地方大小便均属违法，初犯最高可被罚款五千元，再犯则更可被罚款一万元。而内地人就认为两岁男童当街小便如果算一件事，也只能算是鸡毛蒜皮的事，某些香港人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
程老汉当时、现在以及将来都不会评论这件事，因为这是个“是非之题”，是一滩浑水。
必须指出的是，内地文化对香港文化的冲击不是香港回归祖国带来的，而是全球化带来的。台湾目前还没统一，大陆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冲击还小吗？
全球化给原先不发达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给原先的发达地区带来的却是各种冲击。发达地区原先是全球化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化着化着，呕买尬，他们发现，事情不大对劲了。
（上图：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发表就职演说。）
特朗普的就职演说表达了发达地区对全球化的深切焦虑：
“华盛顿繁荣了，但人民却没有分到好处。政客发达了，但是工作流失了，工厂关闭了。”
“几十年来，我们以美国工业为代价养肥了外国工业。”
“工厂一家接一家地关闭并迁到海外，对留在身后的数百万美国工人毫不关心。我们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被剥夺，重新分配给全世界的人。”
“我们使别的国家富裕起来而自己国家的财富、力量和信心却已消失。”
这是美国的困境，也是香港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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