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老汉不读武侠小说，不是对武侠小说有意见，而是对武侠小说无感。所以，梁羽生、古龙等武侠小说作家，程老汉只闻其名而已。但金庸不一样，因为他不仅是武侠小说泰斗，同时也是传媒前辈。他一手创办了《明报》系列报刊，亲手为《明报》写了20余年社评，端的是“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

《明报》创办于1959年，1962年就一飞冲天，那年发生了广东饥民逃港潮。香港媒体里面，《明报》第一个挺身而出，做了系列追踪报道，查老板写了系列社评。

1962年的逃港潮在5月份形成高峰，平均每天有5000“南下大军”，短短一个月15万人逃到香港。传媒人邹思聪曾在港大缩微胶卷室里研读过大量创刊初期的《明报》，包括1962年5月到9月《明报》的所有胶卷，他写道：“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香港其它）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查良镛说，“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5月15日，《明报》发表有关逃港潮的第一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

当时港英当局只管抓捕和遣返非法入境的内地人，绝不肯对他们施以援手。《明报》坐言起行，发起为内地逃港同胞募捐活动。他们开辟专栏，公布捐款人的姓名，连捐一块钱的都公布。

响应《明报》的呼吁，宗教团体、同乡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共同发起“援助有困难的人民”行动。香港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发救助来自内地的同胞，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逃港同胞集中的上水华山。市民还用各种方法保护华山上之亲友，包括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香港市民这次对内地逃港同胞的慷慨救援，史称“华山救亲”。期间，《明报》报馆曾一度成为救援物资中心。

曾任金庸私人助理的香港传媒人张圭阳写到：“香港居民的这类自发行动，无疑使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了警务工作困难，也无形中鼓励大陆移民再度非法入境。警务处长于5月18日向居民提出警告，不得擅闯边境禁区，否则会被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翌日港府亦扩大了边境禁区范围，希望拘捕及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工作更加顺畅，免受居民的干扰，《明报》亦马上支持香港政府的决定，5月19日在第四版公布‘本报暂停接受读者捐款’，理由是‘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祈读者谅之……’。所谓‘各种环境’，就是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同情大陆偷渡客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张圭阳又说：“《明报》亦两度发表社评，呼吁居民勿阻碍警队工作，加重警方困难。社评立场，已由纯人道式、中国同胞式的‘火速救命’的呼吁，转变为站在香港立场，更为现实地看待移民潮问题：‘……我们呼吁市民，不要阻挠警方处理这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不要轻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极大关系。’”

媒体人邹思聪说，“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1962年5月底，逃港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由于内地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涌入香港的内地人，开始逐日减少。而港英当局也接受现实，凡是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找到工作的，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明报》报道有关情况，称“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又指导逃港者如何申领身份证。

近些年，美国兴起“解困新闻学”（Solutions Journalism），该学说主张媒体积极介入社会问题，并探索各种解决途径。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认为，好的解困新闻包括对观点、事件和社会机构的深度挖掘、批评性的评估。“解困新闻学”的理念可以归结为两个“H”：“Help”与 “Hope”（帮助与希望）。美国《圣迭戈联合论坛报》（U-T San Diego）的首任“解困新闻学”编辑凯伦.克拉克（Karen Lin Clark）就说：“我的任务是提供希望……而非仅仅提供信息。我提供的是帮助和希望”。

现在许多媒体只停留在发现问题之上，这里不对，那里有错，报道完毕。该怎么解决问题呢？许多媒体都不认为他们该管到这一步。有的媒体，甚至见猎心喜，看热闹的不怕事大，只管一路鼓噪，煽风点火，吸引眼球就行。还有的媒体，只管与政府作对，逢官必反，为反对而反对，以为这才是传媒天性。例如目前的美国主流媒体就一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对，逢特朗普必反。有些主流媒体人士解释说，若是希拉里当总统他们也会这样对待希拉里。

程老汉认为，美国学者之所以现在提出“解困新闻学”，针对性相当强。

而查良镛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是不仅报道问题，还提出解决之道，甚至自己行动起来，直接参与解决问题。

1962年5月，在报道逃港潮期间，《明报》的一篇社评这样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先生对凤凰评论提出的要求是：积极、善意、建设性。多年来，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一直在实践着这7个字。而用这7个字来评价查良镛时代的《明报》，挺合适的。

拳拳之心，苍天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