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剿不灭，唯有长期反恐。

恐怖主义的根源极其复杂，宏观上，极端宗教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明的冲突，微观上，巴勒斯坦以色列结构性矛盾的延伸、缺乏公平公义的社会现实、贫穷的生活现状、人生挫败而产生的怨恨、仇恨……只要人类存在，这些东西就将一直伴随着人类，这人性中黑暗的一面，永远不会泯灭。

西方社会构建了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这个世界对西方世界以外的人民是不公平的。

11月17日，程老汉在这里说：

……就在巴黎遇袭的头一天，11月12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一个什叶派穆斯林聚居的小区也发生了两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已知造成至少43人死亡、239人受伤。

黎巴嫩人发现，他们的苦难根本被忽略不计。

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黎巴嫩医师艾里.费尔（Elie Fares）在他的部落格写下：“当我们的人民因恐袭死亡时，没有世界地标以黎巴嫩的国旗颜色为我们点灯；当我们的人民死亡时，世界并没有为我们哀悼；他们的死亡似乎只是国际媒体每日众多新闻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是发生在某个遥远国度的故事。”

难道，阿拉伯人的命比较没价值吗？——这是黎巴嫩人发出的大哉问。

宗教信仰、民族主义，都是人类文明，走入极端就变成邪恶。

而只要宗教信仰存在，只要一个民族没有被灭种，其中的一些人走火入魔鬼迷心窍的可能性就必然存在。

举个例子，足球比赛，甲球队的粉丝跟乙球队的粉丝一直就势如仇雠。因一场球赛而发生的叫嚣、辱骂直至大打出手、甚至发生骚乱的事，在全球各地球场内外无一例外地发生过。

在球赛进行的时候，人们以对阵的两支球队划线形成族群，建成敌对阵营。球赛尚且如此，还有什么不能成为人们打架斗殴乃至舞刀弄枪直至炮弹导弹原子弹伺候的理由呢？

程老汉的前同事周轶君女士是阿拉伯问题专家。她在1113巴黎遇袭事件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探讨阿拉伯世界的想法。

她写到：

“自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伊斯兰世界几乎灭亡以来，过去800年，这种宗教承载的文明，不断遭到外敌入侵，一再受挫。蒙古人之后是英法殖民者船坚炮利，近代是犹太人在伊斯兰教圣地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二战以后，世界上的许多民族相继独立，许多旧有文明开始渐渐复兴，周轶君所说的“近代是犹太人在伊斯兰教圣地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指的就是二战之后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

阿拉伯国家也纷纷独立，但是，在极端宗教主义者看来，伊斯兰教并没有跟着阿拉伯民族的独立而复兴，并没有实现18世纪伊本·阿布杜·瓦哈比所提出的“回到最纯洁的信仰教条，才能实现文明复兴”。

周轶君写到：

“回到原点、复兴文明”的火炬，现在传递到了伊斯兰国掌门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注意！这并非他的真名，“巴格达迪”，意为“巴格达人”。哈里发制度曾经在巴格达解体，今天，这个人要在同样的地点，接续这种直接源自先知的正统。由此推测，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视过去八个世纪为一部“屈辱史”。

……只有ISIS提出的“哈里发国”，才具备百年梦想成真的意味，磁铁般地吸引着在西方世界生活、却未能融入主流社会的穆斯林青年。

有狂热的极端穆斯林，也有狂热的极端自由派。双方是死敌，但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自己代表正义、真理，他们都不能容忍对方。

自由的价值观固然崇高，但是极端自由派把自由无限扩大，扩大到可以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可以对异教进行讽刺和辱骂。

比如，法国《查理》周刊屡次讽刺伊斯兰教的先知却不以为意，理由是他们也讽刺天主教。殊不知，在伊斯兰信众看来，天主教是你们的教，是你们自家的事。就好比，打孩子是不对的，但你打你自家的孩子是你的事，你不能以你可以打你自己的孩子为由来打别人家的孩子。

这么浅显的道理，《查理》周刊听不进，法国的非穆斯林听不进，欧洲的非穆斯林听不进，很多很多的非穆斯林都听不进……

程老汉完全看不到根除恐怖主义的任何可能性，只有控制、抑制而已。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战争大概就是作为重要的人性奥秘之一而发生并保持下来的，从未改变过。”（吕宁思译《我是女兵也是女人》P.163）

人就是动物，而且是凶猛的、有强烈进攻性的那一类动物，即兽类，还不是马那样的连犄角都没有、不会进攻只会跑路的食草动物。人这种兽类动物高级不高级另说，反正是兽类有什么人就有什么，撕扯厮杀的本性存在于人的血液里骨髓里细胞里；兽类有多残忍人类就有多残忍，兽类有多贪婪人类就有多贪婪。你不要说这是兽性不是人性，这就是人性，不要抬高人类贬低兽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