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行人坐在轿子里，被抬着穿过山丘地带，路途崎岖险峻。这些抬轿子的苦力十分辛苦。当旅途到达山的最高处时，我们休息十分钟，让轿夫也可休息一会儿。他们立即坐成一排，取出烟管，又说又笑，似乎对世界上一切都毫不在意。如果在其他任何国家，只要稍微有点心计的人都会在这种情形下抱怨这炽热的天气，以此要求增加小费。”

“在涪陵——在川东所有的江边小镇，人们把这种搬运工称为‘棒棒军’——手持竹棒的劳务大军。......中午时分，人们大都休息了。但在城中央的一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棒棒军，他们就坐在那截竹棒上，抽烟，聊天，玩扑克；他们空下来时的样子，与其说是放松，不如说更像是在战斗间隙稍作休息。”

上面两段文字，前者讲的是峨眉山的轿夫，后者讲的是涪陵的搬运工，若你从前没读过这两段文字，你大约很难想到两段文字的写作时间相隔了80年，前者讲的是1921年的峨眉山轿夫，后者讲的是2001年前后的涪陵搬运工。前者的作者是英国思想家罗素，后者的作者是美国记者何伟。

勃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他于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应邀到来中国讲学。回到英国之后，罗素在英国各大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1922年，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上面关于峨眉山轿夫的文字即来自他的这本书。

何伟是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的中文名字，1969年6月生，美国作家，1996年起曾在中国先后担任涪陵高等师专的英语教师、美国几个媒体的驻华记者，著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上面有关涪陵棒棒军的文字即来自他的《江城》。

无论时空如何变化，大部分中国人的性格一直没有变化：勤劳、吃苦、坚忍、得过且过。

来华短期讲学的罗素未能如来华教书多年又当记者多年的何伟那样深入中国社会，但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仍然是基本准确的。

比如，罗素在上述文章中有这样的文字：

“在我要离开中国的时候，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要我指出中国人的主要缺点。我无法推辞，说了三点：贪婪、懦怯和冷漠。”

“贪婪”是全人类共同缺点，并非中国人独有，而且中国人在这方面还不是最严重。这个判断跟罗素所描述的峨眉山轿夫不会利用天气炽热来向客人索要小费显得自相矛盾。

但“怯懦和冷漠”确实讲得很准确。

80年后，美国记者何伟关于涪陵棒棒军的这段描述很有趣：

“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卖彩电的商店门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大墙电视屏幕。若是碰上老外坐在街边小摊吃东西，立马就会有十来个棒棒军围拢过来看个究竟。要是码头上哪儿在吵架，他们也会围过去，穿着蓝布衣服，手里拄着竹棒，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有个小小的杂耍团停在涪陵。他们在河边的平地上支起帐篷，门口摆上些差不多一丝不挂的舞女的照片，算是广告。这时，准会有一支‘掉队’的棒棒军团目不斜视地盯着那顶大帐篷。如果没有一群棒棒军来围观，那交通事故也就不算是真正的交通事故。他们是一群悄无声息的人——有时即使是最惨不忍睹的事故，也唤不起他们开口的欲望——他们也不出面干预。他们只是在看。”

喜欢围观而不喜欢介入，许多中国人都这样。在自己的国家是这样，到了外国更是这样。

2011年，何伟离开中国前往埃及。到了埃及，他除了观察埃及本身的变迁，也不忘观察在埃及的中国人的生活。今年8月间，他在他供职的《纽约客》杂志发表了《探寻内衣的秘密——中国商人和资本全球化》，文中详细叙述了中国商人在埃及讨生活的状况，生动刻画了中国人不爱掺和事的性格。

何伟说，“中国商人极少猜测埃及顾客的生活情况，哪怕是那些时常见到的顾客。”中国商人“惯于不事张扬。这种区别十分适合内衣交易。中国商人身份不高，所知甚少，更极少在乎什么——这一系列品质都容易令埃及顾客感到自在。”

中国内衣商店当地雇员、27岁的Rasha Abdel Rahman对何伟说，“她说她绝不会接受埃及雇主的雇用。她觉得中国人率直、诚实，不爱介入当地人的说长道短。‘他们能保守秘密。’”Rasha还说，“当地男人卖内衣比不得中国男人。‘我也说不出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借助翻译说道，‘他们（程按：指中国商人）会看着商品，然后递给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埃及男人看货物，接着就开始看女人，再接下来就逗乐子，开玩笑。’......‘购物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卖家的想法。中国人不会想到女人的身体。’”

对别人的私事不掺和，对别国的国事也不掺和，中国人没有那种政治上的道德优越感，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

何伟写到：

“我在埃及见到的这些中国人，没有谁对这个国家的变革表现出什么兴趣。他们经常谈起他们注意到的不足之处：人们缺乏职业道德，政府体系不够完备。但他们说起这些的口气和不少西方人并不相同。他们不沮丧，只是随遇而安地接受现状；......对于埃及发生的革命，他们从不显得失望。这可不是说他们相信阿拉伯之春一定会走向成功，而是由于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此不抱信心。”

何伟毕竟是世界老大美国养育出来的人，他认为在埃及的中国人对埃及的革命不失望是因为本来就不抱信心。典型的美国人思维。而在中国人程鹤麟看来，不失望和不抱信心都不存在，许多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生活与自己无关。

程老汉自己就是这样，从来没想过怎样改变外部世界，想的只是自己怎样适应这个外部世界。

（以上何伟《探寻内衣的秘密——中国商人和资本全球化》中文版来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