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固然是日本落魄武士、浪人流窜袭扰大明沿海，为害沿海百姓，然大明为抗倭加强海禁阻断通商却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解，客观上反而为倭寇“输送”同盟军。海禁致大量渔民无生计，走私自然更加猖獗起来。原本与大明同仇敌忾的众多渔民也走向了官军的对立面，不断地成为走私者或走私受益者，甚至与倭寇结盟共同对付官军。倭寇屡剿不绝，长期的海禁累加巨额剿倭支出为大明不堪重负的财政雪上加霜。

    倭寇的灭绝固然有戚继光等官军不断清剿的功劳，然大明提高认知调整了海禁政策，允许通商则是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原海盗集团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海上贸易，自然不必命悬裤带讨生活，因此不断有海盗开始做正经生意。大海盗郑芝龙被招安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政策松动，走私（海盗）集团投诚之后，倭寇成为海上贸易和渔民生产的障碍，渔民视倭寇为仇敌，倭寇很快就失去了同盟、信息源和依托地，官军与从良海盗双重武力清剿之下，倭寇在无依之地无法生存，自然消声匿迹。

    明一代，闽浙交界的矿工起义，“控制八闽，震动三省”的闽沙邓茂七起义，因采矿权、贩盐权和田租而起，并不是天灾闹饥荒。邓茂七自江西犯事流亡宁化后迁居沙县二十四都黄竹坑，编为甲长，成私贩头头，趁闽浙交界矿工起义之机，借总甲长身份领导抗租，于沙县二十四都（今三元中村和永安上坪一带）起义，一时攻城掠地，渐聚十万农民军。起初朝廷派有“贤臣”政声的御史丁瑄前来，丁瑄洞察民情，民之过有官之因，并非不可调合。于是优先采用怀柔政策，一度说服邓茂七归顺且延平撤围，延平府2官员以为义军松懈带二千明兵贪功冒进，激怒邓茂七，明军被灭杀，等丁瑄赶到时气极而无可挽回。招安无望，且军事失利后，只好请朝廷派援军。动用强大武力用2年多时间大体剿灭叛乱，同时配套了优惠政策以安民。朝廷为安置流民给福建很多优惠政策，大大促进了福建经济发展。比如，把流落福建的数十万流民尽数登记在册，给予“合法户口”，邓茂七起义期间没收并发放农民耕种的土地，也一概承认其“土地产权”，还给了一些通商贸易权。

    二十年后的成化年间，担任福建布政使的杨越就说：“自邓贼之乱后，闽地田亩翻倍，赋税激增，盖国朝之前所未有也。”至明朝中后期的万历时代，福建已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集中地，泉州、福州等地更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贸易口岸”，万历时期曾任户部尚书的王国光也在其文集里承认：“福建之兴，盖正统之乱（邓茂七起义）后肇始。”

     起义失败后，余部仍流窜活跃几十年，邓茂七起义直接导致永安建县治，而明溪建县治源于邓茂七残部的长期盘据为患。王阳明以文官掌兵时，入闽剿的匪也与此相当有关。经年的匪患，经他轻而易举地平息，被俘的叛军还没回过味来，惊呼其为神人。也不懂是巧合，还是史书溢美，王阳明在汀州求雨，雨成，当初苏学士在密州亦是如此，旷世奇才有如天助？还是饱学之士懂天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史载王阳明多次多地求雨成功，如此看亦不单是运气矣。

    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每到一地平叛，都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体察民情，了解民生，懂得与民生计，瓦解叛军，使叛军失去“兵源”，让官军长了“耳朵”，并固民以安从长远计。加上用兵如神，军事与安民双加恃，军民怎不爱戴拥护？除顽疾去陈疴，有如平常事，以致于朝廷经常性误以为他夸大军功，哪有像他这样举重若轻的？

    有人拿圣训“知之匪艰,行之惟艰”来质疑知行合一，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