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自序》

                                     关于这本书
    这本书和我以前出版的几本书是有根本区别的。我最早（1996年）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做人·做官》、《怎样当好一把手》，包括再版本，其内容完全是对许多党政官员的专访，后来（2005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做人·做官》和在香港出版的《做人做官的哲学》都是混合体——既有专访文章又有理论文章，还有一些回忆录式的文章。而这本书，都是纯理论或曰纯思想随笔类文章，与以前的相比，则大不同了。至于我的每本新作是否都有看头，我不太好说，朋友们不妨听听《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刘书忱少将的看法。刘将军曾给我写信说：“您将做人做官作为终生研究课题，有想法有计划有行动有成果，令我肃然起敬；对一个身处盛世忧国忧民并想开创一番事业的人写的专著，当然会引起我的阅读兴趣。我觉得，关心、关注，是产生阅读欲望的关键所在。”
    我希望朋友们最好能耐心地看我的文章。如果要是走马观花、一目十行地看，那就很容易断章取义、曲解、误解我的本意。
    有位已退休的副省长曾对我说：“你的文章里蕴藏着一些很重要，但又未跃然纸上的东西。所以，对你的文章，我每次至少都要看三遍；总觉得每看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这话，当然是对我的鼓励了。不过，我也确实是把一些不能直说和明说的意思给隐藏在文章的“字缝”里了；朋友们若不细心看，的确看不出来。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
    这本书的名字原本不叫《做人做官》，而叫《做人做官的哲学》。我去人民日报出版社签出版合同时，见到了发行部主任赵军。他说：“要想让更多的人感兴趣就得拿掉‘的哲学’三个字，因为人们一看到‘哲学’，就以为这是做学问的，许多人就会望而却步，没有兴趣了。不如就叫《做人做官》，直截了当又吸引人。你是专门研究做人做官的，不如就打‘做人做官’这四个字的牌，每本书的名字都叫《做人做官》。为了以示区别，如果是理论文章，就在封面注明‘理论篇’；如果是专访文章，就注明‘专访篇’；如果是哲思类文章，就注明‘哲思篇’……这样多好呢！”
回来后，我又听了几位老朋友的意见，他们都说赵军说得有道理；我也觉得是，就采纳了。
                             关于文章的“尖锐”与“深浅”
    有位朋友看了我的书稿后说：“你可以写得更尖锐些。”我说：“不！一般情况下，我不追求这个，而是更多地给予提醒、建议和鼓励。因为我认为，为了尖锐而尖锐，那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尖锐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目的就是想提醒人家注意、自律和改正嘛！把话说清楚讲明白也就是了，何必非要‘尖锐’？”
    至于文章是深是浅，又怎样把握和衡量的问题，我专门写文章谈过，就在这本书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几篇文章的标题分别是：《关于文章的深与浅》、《关于好与不好——从几个人的几篇文章说起》、《不同身份的人，说相同的话，做相同的事，则有着不同的结果》。
                                     关于感恩
    许多人对我说：“你的朋友真多！”他们往往只是这么一说，说了就了，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地就此深思：“吴玉叶的朋友为何那么多？”
    今天，我可以在此泄密：那就是，我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只要对我有过帮助的，我决不忘记，始终会记在心中，一旦有机会，就立即报答。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朋友也就越来越多了。另一方面，我也很乐意帮人，因为我认为，在这个世上，任何人都不可以靠单打独斗而获得成功。所以，对每个人来说，既要争取他人的帮助，也要努力地帮助他人。许多友谊之花便在这“相互帮助”中绽开了！
    我这本书的出版，又得到了许多领导、同事和朋友的帮助，因为是许多，而不是几个，所以就不在此一一说了；还是用老办法，把这份恩情记在心间，然后在此对他们深深地鞠上一躬，以示谢意。

                                                                         吴玉叶

写于2009年12月11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