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大学毕业时间不长，到《延河》期刊社找这里的编辑、也是我大学同学李国平谈一件事，正说着，突然耳边有人喊道：“李泽厚”。我们扭头一看，来人是这里的资深编辑李星先生，然后三人相视而大笑。

    旁人肯定是莫名其妙啦。

原来这类似一个“典故”，它是发生在西北大学大礼堂里的一件趣事。

二

    1981年4月27日。

    西北大学大礼堂里人山人海。

    我国学术界领军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泽厚先生在这里作学术演讲。

    不过，讲着讲着，人数越来越少，最后大约剩下三四百忠实的听讲者，应该以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师生为主，当然也有校外的美学热心人，如李星先生等。李泽厚先生面对如此情况，还调侃道：“早知是这种局面，我可以换一个更通俗的话题嘛。”

    李泽厚先生演讲完后，留出时间，请学生们提问。

    我的同学吴予敏最早走上讲台，提了一个问题，李泽厚先生作了回答。

    稍有冷场，老师们就左顾右盼地督促学生们上台提问，以便显示咱西北大学学生们思维活跃的风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我前几排坐着的董丁诚老师正是这样，他转动着身体，向周围的学生发出“上，上，上”的鼓励之声。

    在这种氛围下，一贯低调的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了提问的讲台……

    毕竟过去了30年，我当时说的什么话现在实在无法准确的还原了。我提了一个最基本的美学问题，然后我还极简单地介绍了国内几个派别对此的看法，有趣的事就出现在这个时候，正要介绍李泽厚先生的看法了，我脱口而出：“李泽厚……”

    全场高分贝的笑声骤然而起……

    前面提问的学生都是“李先生”如何如何，在这里大家突然听到直呼“李泽厚”大名，怎能不又“惊”又“喜”，笑成一片呢。

    据现场的同学后来说，在我旁边的李泽厚先生听到直呼大名时，表情先是一楞，然后跟着大家也笑了。

    其实，直呼“李泽厚”大名一出口，我就感到不妥了，我马上加上了“先生”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又淹没在众人持续的笑声中，补救已无济于事。

    笑声过后，我又继续介绍，最后说到的意思是，吕荧先生关于美的看法也许更为深刻。

    这件事发生后，没有一位老师、没有一位同学责备过我，一旦提起这件事都是笑容满面，因为他们知道，这实在是习惯成自然。那时，正是全国拨乱反正的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深入人心，同学们思想开放，求真务实，而且不惧权威，喜欢各抒己见。在同学们平常讨论文艺理论、美学问题时，都是直呼“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学者大名的，因为只简称“某先生”，易混淆；而姓名后加“先生”，又显得矫情。

三

许多年后的同学聚会，还有同学会问：“你当时向李泽厚问了个什么问题？”

我问的是：“美与人的意识真的没有关系吗？”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是我们对美的认识与李泽厚先生对美的认识最大的分歧之处。

为了能更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就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美学研究的实际状况。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前期，我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美学大辩论。文化大革命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延续着那场美学大辩论的话题，又出现了研究范围更广泛、研究内容更深入的新的美学热。其中“美的本质问题”是这两个时期都关注的美学基本问题之一。

美的本质问题就是想回答“美是什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美学大辩论时形成了观点各异的四个派别。以吕荧先生为代表的一个派别，主张美是主观的；以蔡仪先生为代表的一个派别，主张美是客观的；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一个派别，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一个派别，主张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实际上，我们又可以将这四个派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蔡仪先生、李泽厚先生的美的观点；一类是吕荧先生、朱光潜先生的美的观点。前一类的蔡仪先生、李泽厚先生有一个共同点，都坚称自己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观点，美是第一性，与人的意识没有关系；后一类的吕荧先生、朱光潜先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观点都被批评为“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他们都认为美与人的意识有关系。

看到这里，就应该明白我的提问的由来了。

古今中外有关“美是什么”的定义多得举不胜举，不过没有一个定义能让学者们都满意。古希腊大学者柏拉图写有《大希庇阿斯篇——论美》，文末最后一句就是古希腊谚语“美是难的”，说的正是给“美”下定义实在是出力不讨好。

定义不好下，但作一些限定倒未尝不可。吕荧先生虽然被推举为“主观的”派别的代表人物，但他从不强调“主观的”，而是强调美与人的联系，美与人的生活的联系，美与人的意识的联系，我把它总结为“美的三个不脱离”。其命题为：脱离了人类，脱离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脱离了人类的社会意识，万事万物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

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在头脑里作点儿哲学思辩。

先问一个问题，在没有人类之前，花是美的吗？有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美的呀。其实，这是错误的看法。这都是思维惯性惹的祸，以为现在人们认为美的，那没有人类之前也一定是美的。将花与花的美当成类似的事了。

事实上，审美需求是人类的“专利”。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就需要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也称审美对象）共同参与的活动。没有审美主体，谈何审美客体？没有审美客体，又谈何审美主体？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审美主体，而其它的动物都不具有审美能力，因为它们没有人类那样的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审美活动是人类独有的精神鉴赏和精神愉悦的活动。脱离了主体的人类，脱离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谈论客体的美与丑还有意义吗？

审美经验告诉我们，美与丑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前认为美的，现在不认为美了；以前认为不美的，现在又认为美了；一部分人认为美的，而另一部分人并不认为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花在人类社会中就一直是美的？我看未必。当我们的先人茹毛饮血的时候，一群男人高举着从树叉上掰下的“棍棒”，仅仅为了扑打跑在一群野牛最后面的一只孱弱的小牛，他们竟肆意践踏遍地的鲜花呀！美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在解答同学们有关美的疑问时，最喜欢使用俄国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说法，就一句话，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美。上万年前的人类最早的艺术刻画不是花，而是魅力四射的动物。还有，仅仅用生活的不同来解释下面的例子恐怕不直截了当，五星红旗，在我们看来，那是最美的，不过，去了台湾的老蒋、小蒋和上百万的国民党人以及家属是不是一定有同样的审美感受呢？我们还能说美与人的意识毫无关系吗？有人在这里会拿情感来解释，但在哲学层面，情感也属意识的范畴。

  

四

我提问完后，就该李泽厚先生回答了。

李泽厚先生第一句就是：“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吕荧的支持者。”随后是声言不大的笑声。因为在坐的学生中恐怕多数人并不知道吕荧先生是何许人也。

吕荧先生（1915年——1969年），安徽人。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北京南下。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毕业。后相继在一些中学、大学任教。1950年9月应邀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主讲文艺学。1952年冬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翻译，还曾兼任《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出版了一些文艺理论、美学的著作及文学方面的译著。1969年3月含冤病逝于某劳改农场。

接下来，李泽厚先生作了一番回答。

此后不久，我与几个同学在路上碰见了，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同学说：“对你的问题，李泽厚的回答没有什么内容。”

我正以微笑的点头来表示赞同时，一位年长的老同学突然插话道：“怎么能说没有内容呢？李泽厚明明讲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嘛。而美是第一性的，美的意识是第二性的……”

我又微笑着打了圆场。因为这位老同学并不研究美学，我要是慷慨激昂地去辩论，就有点儿小题大做了。

实际上，这是当时美学研究的一大误区。总有些人企图将社会上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区分为第一性的和第二性的，然后再给相应的观点贴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签。问题在于，你们凭什么认定美是第一性的？虽然蔡仪先生、李泽厚先生认定美是第一性的，但吕荧先生、朱光潜先生及我们从来就不认为美是第一性的，从来就不认为美属于物质的范畴。也就是说，花与花的美是两回事，花属于物质，但花的美不属于物质的属性，你用物理分析、化学分析等手段，都找不到美。

特别要强调的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能靠美的本质问题，而要靠哲学基本问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早就讲得明明白白了：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更有意思的是，恩格斯预料到后人中必有爱贴标签的，他又紧接着叮咛道：

“除此以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引文同上页）

很明确，当你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是唯物主义的，那么你无论将美归入物质的范畴，还是归入意识的范畴，你都是唯物主义者；反之亦然。我们现在告诉大家：吕荧先生是唯物主义美学家，他的美学观点是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你还会诧异吗？

不瞒大家，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论述了这一看法，题目为：《美的本质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

有人不承认有吕荧先生为代表的一个美学派别，而认为我国当时只形成了三个美学派别；还有人不明着抹杀这一美学派别，但又说这一派别因为人数极少、错误明显，已消失了。其实在学术上大家应该豁达一些，也许未来的历史将会告诉人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五

人常说：文如其人。但我的情况略有不同。因为我特别信服已故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的一段教导，大意是，为人，要存小异求大同；论学，要存大同求小异。也许我作得不好，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待人原本厚道、宽容，但写起论文来老挑别人的刺，特别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

说实话，我是很尊敬李泽厚先生的。因为他是我国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是人所共知的。我是在存了大同之后才去求了小异，也就是说，我不认同李泽厚先生的某一美学观点，并不等于我就不接受甚至于排斥他的所有的美学思想。的确，和所有的学术大家一样，李泽厚先生也难免会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在美的本质问题上忽略了意识的作用，是李泽厚先生美学思想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与之相应的还有对“实践”的认识，我们讲实践，讲的是人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而李泽厚先生讲实践，是剔除了“意识”的。令人困惑的是，这种有缺陷的实践观点后来竟被一些人推崇备至，广泛宣扬。当然那都是后话了。

   李泽厚先生的演讲和答问结束后，仍有几位学生围上去，问这问那。我没有走远，待这几位学生离开时，我快步上前，微笑着对李泽厚先生说了几句话，李泽厚先生也和善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告别。至于我们两个人说了些什么，因属私下交谈，就不公诸于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