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7.0级地震，抗震救灾，许多的故事，那些悲伤与感动，是否似曾相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为什么，灾难过后，我们却总是收获大致相同的过程与结果。个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不过，在笔者看来，关于地震发生前后的许多“常识”，其实，我们真的未必已真正地认识！

    首先，关于地震的预防。现有的科技虽未必能准确预报，人力更不能阻止地震的发生。这是“常识”，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毫无作为。事实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并且还能确有成效。

    比如，关于地震的预报，从科学的层面，人类尚不能完全精准地预报每一次地震的发生，但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地震前自然的突然变化、一定范围内气候的异常、动物的异常表现、地磁的变化等等，其实也是在提示地震的可能发生。正视这一切，或许未必能准确地预测每一次地震，甚至还能造成局部范围内的恐慌与混乱，但假如能真的避免悲剧的发生呢？是否该允许更多的民间地震研究活动，是否政府在收到类似预警的时候，能够让公众多一点知情权？又比如，关于防灾，即使我们不能精准预测地震的发生，对那我们可以认识、评估不同地区的地震风险，并可以在相关建筑的防震标准、公众防震知识的传播、政府相关应急预案等方面，做的更好。

    其次，关于灾区与灾民。中国是个多灾多难且算不上富裕的国度，许多人的思维总是有意无意地留在这样的层面，即总以为房倒屋毁、有人死伤的地方才是灾区，总以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缺衣少食的人才是灾民。如此，真真大谬也。其实，受到地震影响的地区，都可以叫做灾区。而生活或工作在灾区且受到地震影响的民众，都可以叫做灾民。易言之，即使是顶级的别墅区，也可以是灾区，纵使是腰缠万贯的人，也可以是灾民。灾区与灾民的定义，只与灾难相关，而非其他因素。模糊或者混淆了灾区与灾民的定义，有时候，不仅不利于抗震救灾，还会滋生、激化社会矛盾。

    第三、关于政府救灾与民间救援。通常的观点，政府是救灾的主体，政府救灾是自觉行为。民间救援只是爱心之举，是自发行为。不过，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公民意识的觉醒，这样的区分算不上严谨。其实，这两者都是最任何灾难所急需、且很必要的救援力量。因此，在强调救灾是政府职责的同时，我们更应当培养民间救援力量与相关体系的建设。否则的话，亲疏有别，不仅会延误救援，也不利公民社会的建设。

    至于抗震救灾的内容，不仅包括及时搜救遇难者、救治伤员，给灾民提供基本的食宿，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政府救灾的内容还应当包括：及时恢复灾区正常的生活秩序，包括供水、供电、道路及通信通畅、防疫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以及灾后对死伤者的抚恤、抚慰、重建等工作。

    还要提一下的是，关于爱心捐赠，任何的捐赠，都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而适当的捐赠，总是利于灾区民众。至于若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问题，当然不能回避，但也不该就此而丧失对慈善的信任。事实上，当下慈善事业的主体逐渐多样，也给更多人提供了更多不同的选择。

    第四、关于媒体的报道，灾难背后，总是能涌现许多感人的故事。适当的正面新闻，可以激发、凝聚更多救援力量。不过，对新闻报道而言，最重要的是传递各种及时、准确的信息，尤其是灾区的现状、民众的需求、救援的问题等。选择的标准，不是为了宣传而宣传，而是为了真实而真实。换句话说，相关的媒体报道，应当是在依法且遵守媒体基本伦理准则的情况下，更多地发出真实的声音，而非铺天盖地的各种煽情报答。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对于地震这样的灾害，不能更客观、正确地认识，我们又谈什么“抗震救灾”，更遑论我们可以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