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幼女为何屡禁不绝？——继贵州习水、浙江丽水之后，浙江永康又发生大规模嫖宿学生处女事件，涉及多名人大代表和企业家，此事在当地几乎人尽皆知，官方至今未有任何说法。”（浙江在线）
    又见“嫖宿幼女”——2009年，贵州省习水县5名公职人员因涉嫌嫖宿幼女被判刑；2010年，原云南富源县法官杨德会因涉嫌嫖宿幼女、强奸等罪名被当地检方提起公诉，一审被判无罪，二审又被以“嫖宿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2011年陕西省略阳县又发生了一起“村镇干部嫖宿幼女”案件，之后，涉案7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嫖宿幼女”的恶行为何屡禁不绝？这固然有行凶者思想丑陋、肮脏的缘故，不过，在笔者看来，刑法中关于“嫖宿幼女罪”的规定，恐怕也是在起着“不恰当”的作用。
    熟悉刑法的人恐怕都很清楚，现行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中规定的：“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条款的出现，始于1997年刑法修订，取消了原先的“奸淫幼女罪”，并分别用“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来吸收相关犯罪。刑法的修订，本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更有效地惩罚犯罪，但用未成年年女性“是否卖淫”来区别对待那些针对未成年女性所实施的性犯罪，显然并不恰当。
    首先，关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法律应当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其二、未成年人在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方面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对未成年的“幼女”而言，尽管其在生理上可以部分地呈现成熟女性的性怔，但在身体、心理上，并未真正发育成熟。换句话说，对“性行为”本身，“幼女”不仅不具备事实上的行为能力，也缺乏足够的认识能力，如此，又谈何“幼女卖淫”？
    事实上，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所确立的“儿童优先”、“儿童最大利益”等原则，所谓的儿童卖淫活动都应当被推定为“被利用”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幼女卖淫”，根本就是违背“幼女”真实意志，并为不法者所利用的东西。
    由此可见，“嫖宿幼女罪”的存在，不仅是以立法的形式，变相“强奸”那些“幼女”的意志，侵害未成年人的利益。同时，用是否“卖淫”来区分那些幼女，给“幼女”贴上“卖淫”的标签，也是极不道德的。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违背了对未成年人应有的保护精神。
    其次，从“嫖宿幼女罪”的刑罚上来看，刑法规定的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在“强奸罪”中，针对强奸幼女的行为，相应的刑罚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很显然，“嫖宿幼女罪”的刑罚明显轻于针对“幼女”所实施的“强奸罪”。
    刑法的区别对待，设立“嫖宿幼女罪”而致的弊端，在实际中的相关犯罪变化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据统计，2000-2004年五年间，各级法院共审理嫖宿幼女案件176件，判处罪犯240人（注：相当于平均每审理嫖宿幼女案约35起，判处罪犯约48人）；但到了2009年，一年内公安部门就抓获嫖宿幼女犯罪嫌疑人175人……
    更可悲的是，关于“嫖宿幼女罪”，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可耻的现状，即在众多的“嫖宿幼女”案中，关于犯罪主体的身份，大多都是权势阶层。尽管，这两者之间未必有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关系，但循着正常的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嫖宿幼女罪”的存在，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真的可以成为许多犯罪嫌疑人变相“逃脱”较重刑罚的途径，只要其坚称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是支付了“嫖资”，司法就有可能变“强奸罪”为“嫖宿幼女罪”。
    为了孩子，也为了捍卫法律应有的公平与正义，建议人大立即取消“嫖宿幼女罪”，并将所有针对未成年人女性的性犯罪，统统归入“强奸罪”，并按照“强奸幼女”的从重处罚之规定，予以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