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案，云南高院面对公众的质疑，先后抛出“少杀、慎杀”的司法文明理念，“十年后的标杆”之决心，甚至还不惜用“公众的狂欢”来污蔑公众的话语权。
    司法的归司法，其实，公众的质疑，无非是希望司法能体现公平正义，而非干预司法。但从司法的角度，李昌奎“杀二人、奸一人”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显然不是云南高院轻描淡写的几句“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就能减轻处罚的。
    那么，为何云南高院就能如此自信地把这样的案件想象成“十年后的标杆”？当真是他们的“司法文明”已经进步到了十年之后、甚至数十年之后的水准？
     不妨用最“新”传出的“赛锐案”，再来看看云南高院的这支“标杆”。之所以用加了引号的“新”，是因为这起案件并非真正新案，而是一桩两年前就已宣判的旧案。同样系出云南高院之手，同样是将一审死刑改判成“死刑缓期执行”。
    所谓的“赛锐案”是指发生在云南昭通的一桩恶性杀人案件。被告赛锐在公共场所、用27刀夺人性命。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恶劣、影响之重大，一审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但到了二审，云南高院却以被告有自首情节，且死者与凶手有感情纠葛，不能正确处理个人感情，导致两人矛盾激化……并最终改判。
    实际情形如何？死者已经不能再开口，但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还是能约略看出，所谓的自首，不过是被告人走投无路的选择。至于感情纠葛，更多的像是被告一方的陈述，被害人家属并不认同。
    退一步而言，就算被告人有自首的情节，但这不是法定的减轻处罚依据。同样的，就算死者与被告谈恋爱，但这种情感关系，不比婚姻法中的夫妻关系。没有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换言之，这种“感情”关系，其实并不能作为“激愤杀人”的依据。
     从司法的角度，云南高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时，更该坚持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赛锐案”的事实是，被告人在公共场所公然杀人、且27刀致命，这样的凶残手段，比起其后的药家鑫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关的法律是，犯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性质恶劣、影响重大的，应该判处死刑……
    遗憾的是，这些东西，云南高院统统看不见，他们只看见那些“边角料”的东西。置大的“是非”不顾，却抓住小的“瑕疵”（也未必真的是什么瑕疵），还要无限放大，上升到“司法文明”的高度。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指责云南高院有“枉法”的嫌疑，但云南高院的所谓“标杆”，不过是想用“酌情”情节，混淆“法定”情节。不过是想用“少杀、慎杀”的理念，“自由解释”法律。
    说真的，“司法文明”固然让人向往，但这样的“文明”必须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如果，将所谓的“司法文明”建立在不依法、甚至践踏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我们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