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木的“免费医疗”，再到吴起的“免费教育”，革命老区陕西接连发力，再次用实际行动，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也掀开了公共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凭心而论，改革至今，尽管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民生领域，特别是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上，我们做得并不好，甚至算得上糟糕。不管是医疗改革，还是教育改革，改来革去，“看病难、看病贵”与“教育难、教育贵”的难题，依旧纠结在亿万国人心中。

    所以，当公众看到神木、吴起的成功经验，当然有期待。既希望中央政府能有作为，更希望当地政府立即效仿，能够让民生问题变得“从容”一点，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更“塌实”一点。但遗憾的是，尽管按照神木县的“免费医疗”模式，许多地方的财政都可以负担、甚至国家的财政也可以负担，但这样的政策还是只停留在神木一县。如今，面对吴起“免费教育”的模式，各地政府也继续纷纷表态：难以效仿！

    吴起的“免费教育”模式，大致上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全部免费是人人享有的“福利”，而对未升入高中和大学毕业未就业的，年龄45岁以下农村劳动人口都进行免费技能培训。这样的模式，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创新。“九年制义务教育”早就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也终于在前些年正式取消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的学杂费，而吴起的做法，只不过是多了幼儿园的免费教育。至于对农村劳动人口的免费技能培训，原也该属于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

    但就是这样的一则简单的“免费教育”模式，为何到了其他地区，就千难万难，难以效仿了呢？

    还是先看看媒体报道中所提到的一些地方县市观点吧！

    山东省一位县长表示，上级政府的考核主要是看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硬指标”，在分配有限财力时，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难免往后推了。“我的任期也就四五年，抓经济看得见、摸得着，抓教育则见效慢，吃力不讨好。”这位县长坦言。

    苏州市一位县级市副市长说，与吴起县相比，她所在的地方财力要雄厚很多，但教育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她说：“首先，到我市就读的外来人口子女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每年市财政要多投入亿元以上；其次，目前家长和社会意见最大的是‘择校’等问题，在这方面，主要从中考招生改革、教师区域流动、薄弱学校创优等方面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广东河源市一位副市长说，他们与吴起县的财力大体相当，但河源市从幼儿园到小学的人口就超过20万人，是吴起县的10倍。尽管财政性教育支出已经占财政支出的20%以上，因人口负担太重做不到免费教育。

    看了这些解释，我们终于明白，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只是什么财政问题。事实上，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在今年将超过八万亿的的大关。从八万亿的大蛋糕中，拿出支持这样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模式发展的资金，应该并非不可能！只是其他的一些考虑，便让“蛋糕”切得那么地不伦不类。

    不去再谈那些“三公”消费，也不去谈什么巨额行政开支，甚至也不去谈什么巨额维稳花销、各种贪腐，只是想说说这些地方长官的“心”，你们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心”么？

    就像上述几位县市长们，山东的那位县长的心里所装着的是“上级政府的考核”，是“自己的任期”，投上级政府之所好，公共财政偏重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逐自己政绩表现，只关心经济发展，自然没了“免费教育”的空间了；苏州的那位女市长的心里所装的则是“外来人口的概念”，只会计算着本地、外地人的差别，也就难怪她看到的只是教育领域内的“择校”问题，而看不到“免费教育”了；河源的副市长倒算得上实在，他的心里只有“财政数字”，恐怕也只就只剩下一堆数字，也难怪他不敢想、不能想“免费教育”了。

    公共财政是为公共事务服务的，更是该为民生服务的，正如吴起县委书记冯振东所说，“实现教育公平与普及，是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免费教育”能否推广是一个理念问题，公共财政支出是一个“蛋糕如何分”的问题，我们只不过是将“蛋糕”优先向教育切块分配。

    倘若没有一颗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心”，再多的公共财政，也很难真正投入到民生领域。再大的蛋糕，恐怕也只能让老百姓看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