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下午，长沙市召开全市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警示教育大会，邀请了两位服刑人员现身说法。他们一位是被称为“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郴州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雷渊利，一位是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原渎职犯罪侦查局局长李勇。两位贪官的自我剖析入骨三分，给在场者以深刻的震撼。(红网3月24日报道)

    请“前仆”者站上讲台，给所有的领导干部讲廉洁从政，用这些贪官的亲身经历，曾经的风光与今日的落魄之间的强烈对比，给所有的官员以更直接的警醒，以防止“后继”者纷纷出现。看起来，这很有现身说法的味道。可这样的行为，对于反腐而言，又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众所周知，当前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腐败者“前仆后继”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党员干部对于腐败的认识不足，而是根本没办法遏抑自己内心腐败的冲动。换句话说，容易导致腐败的最大问题，是制度的缺失，而不是主观认识的缺失。

    看看其对于自身蜕变，究竟是什么导致其由高官变成罪犯的：“一是放弃学习，忙于事务忙于应酬，忙于玩乐。第二是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认为自己快60岁了，在位的日子屈指可数，不抓紧时间捞一把金钱，抓紧享受一把快乐，就没有时间了。第三，国家规定的财产申报，我没有执行，每年春节后登记收受红包的账本，我也是象征性地登记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四是心存侥幸心理，现在社会上这样做的，不只我一个人。”

    “三玩市长”总结了四点的原因，却几乎都围绕着自己主观认识在转。不管是否放弃学习，忙于玩乐，或者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又或者是侥幸的心理，这些主观上的原因，只能存在于每个人的脑子里。“干与不干”，也只是他自己脑子里一闪而过的东西，“干多久，干多大”，也可以在他脑子里迅速变化。这样的主观认识，对于防治腐败而言，又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在党内、在领导阶层，搞了多少次的专题学习，搞了多少次的教育活动，又惩治了多少的腐败分子，但实际上，又起到了多少的作用？

    所以，防治腐败，根子还是在一些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上。也正如“三玩市长第三条的总结，“国家规定了财产申报，我没有执行，每年春节后登记受红包的帐本，我也是象征性地登记一些鸡毛蒜皮之类”。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制度的问题。尽管国家规定了“财产申报”制度，但他就是可以不执行，还可以象征性的处理……当制度成为官员手里的玩具，成为他们权力下的工具，那反腐倡廉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效果呢！

    “前仆”者，给可能的“后继”者上课，教育的不该是什么我的主观上如何如何退步、不思进取……这样的套话在台上说说还可以，已经成了阶下囚，还是实实在地讲一些自己如何利用制度的漏洞，如何干了法律所禁止的事情！

    那样的话，“后继”者尽管未必会为之触动，但“前仆”者的“经验之谈”，对于堵塞腐败漏洞，可谓亡羊补牢，还是不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