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10月26日报道 上海浦东新区今天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10.14”事件处理意见。浦东新区区长姜樑在通气会上表示，“10.14”事件中确实存在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10月20日公布的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浦东新区政府为此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

    “10.14”事件，也就是“孙中界”事件，也就是最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此事经过两次调查，在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下，真相渐明，实在令人欣慰。但吊诡的是，浦东新区的调查结论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原南汇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当中使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而浦东新区的情况说明中，又指出：“经查明，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事件中，确实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将责成有关部门依法终结对该案的执法程序，并对当事人做好善后工作。”

    引起公众强烈质疑并愤怒的钓鱼执法，在这里被描述成了一种不正当取证手段。

    在诉讼法中，对于证据的认定，往往要注意证据的取得方式，即证据的取得应该通过合法正当的方式取得。从此种意义上来说，行政执法，其证据的取得也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即取证通常是对涉嫌违法或违纪行为进行调查、收集证据的过程。但这里，孙中界从头到尾并没有非法营运，又谈何调查，更不存在取证之说了。

    如果说，孙中界或“孙中界”们的确从事非法营运，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已经有了初步证据，只是证据尚不充分，为了补充证据，而违法、违规采用“钓鱼”的方法收集证据，这还能勉强被认定为不当取证。但如果，孙中界及“孙中界”们并未非法营运，又谈什么取证手段呢？

    如若如此，“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钓鱼执法”行为，就不该是什么调查取证行为，也不该是什么执法行为，其根本就是假借“行政执法”之名，滥用权力，违法行政，已经涉嫌“渎职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滥用职权罪是一项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其中，对于职权的滥用，通常是是指违背法律授权的宗旨行使职权，超越职权范围或者违反职权行使程序，以不正当目的或不法方法实施职务行为。换言之，任何无端行使职权、编造事实扩大职权范围，实质地、具体地违法或不当行使权力的行为，都是滥用职权。在出于不当目的实施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即使从行为方法上看没有超越职权，也属于滥用职权。

    孙中界事件中，“执法者”借着法律授予的查处“黑车”、维护正常运输秩序的职权，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依靠其直接或间接安排的社会人员，用随机搭车的方式，将社会车辆骗到查处地点，再通过强行给付车资的小动作，然后由埋伏于此的“执法者”对社会车辆予以查处。这种行为明显地属于编造事实，明显地违法、不当使权力。因此，是属于典型的滥用职权行为。

    “执法”人员的身份无疑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符合该犯罪的主体要件。客观上其也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行为。事实上，这种行为也导致包括孙中界在内的当事人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这种行为对社会道德、政府形象的破坏，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尤其巨大。因此，从法律构成上看，完全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

    如果这样，那对于此事的调查就不是高高举起，再轻轻放下了。也不是“责成有关部门依法终结对该案的执法程序，并对当事人做好善后工作”那么简单了。

    如果是涉嫌刑事犯罪，那也不只是政府部门进行调查的问题了，检察机关也应该快速跟进了，否则的话，会不会又成了新的“渎职”，只不过不是什么滥用职权，而是玩忽职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