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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 |
新闻背景:周至县翠峰乡稻玉村3组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这个仅300多人的小组就发生9起中毒事件,包括8名孩童在内共10人中毒,其中两名小孩和一名大人不幸身亡。警方确定属故意投毒。(8月24日《华商报》)
面对这样一则消息,恐怕所有人在读后心里都是沉甸甸的。原因无他,六年间的9起中毒事件,不但在村民中间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和恐慌,也在众多读者心中泛起一丝疑虑:究竟是何人竟如此歹毒?做出如此行为又是为什么?
面对疑问,在警方得出结论并找到真凶前,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做出如此歹毒行为的人,其心智必然已趋向不正常化。因为,对于常人而言,即使和人有再大的矛盾也不会采用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更何况,大多受害者皆为无辜的孩童。
姑且不论这一系列的惨剧是否由一个人导演,其人心智是否正常,需要我们反思的是这样恶性事件为何在农村一再发生?
笔者以为,诸多恶性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当今的农村和农民在精神与道德层面已成为国家关注的盲点,农村与农民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在无序化发展,农村与农民已慢慢陷入一种精神与道德缺失的境地。
所谓的国家关注的盲点,并不是说国家不关心农村,不关心农民。国家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取消农业税,农村全面推行医疗保障以及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新农村建设都显现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工作。
但是,推行下去的一系列政策几乎都是关注物质生活的,对于精神层面缺位太多。
回顾历史,自古以来,大多数朝代对农村实行的都是黄老之法,多强调农村的自我治理。因此,古代的时候,宗族势力在农村具有巨大影响力,乡规民约在农村具有近乎法律的地位,农民的精神与道德层面有族中长辈等专人教化。
在思想单一的农耕社会之中,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很有效的做法。但是,在商品大潮冲击的今天,农村之中已难以找到对农民进行道德与精神教化的手段。
在生活在压力之下,现如今,农村的大多数青壮劳力都抛下了土地进入城市。整个农村几乎只剩下“老、弱、病、残”留守。农村建设主力军的缺失,使得农村的诸多工作都难以维系,新的思想、观念不能进入农村,农村的面貌不能有效地得到改变。加之,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和农民的联系是越来越少,致使广大乡镇一级的国家干部几乎淡出了农民的视野。即使有工作需要部署下去,也是简单地和农村的个别村干部来往,根本就谈不上对农民从各个方面进行指导。在这种背景之下,农村自然只能向无序化发展,农村生活的诸多事情基本上都是无方向中前行,农民精神生活如何自然是更加不会有人关心。
记得在20年前,笔者清楚记得当时乡镇政府几乎在每个村落都有包村干部对农村的各项工作进行指导,上至修路、打井等村务,下至婆媳吵架,无一不关注。如今,包村干部早已不见了踪影,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个别村干部认识。更何况,许多乡镇基层干部由于自身水平和责任心的问题,也根本起不到指导农民的作用。
农村的现状就是“老、弱、病、残”留守,基层干部缺位,自然健康的、科学的思想难以在农村发散开来,而且,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下,农村原有的一系列乡规民约、道德准则却在逐步消失。在相当多的人的思想中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或者麻木的世界观、人生观,蒙昧开始在与物质文明一起出现在农村与农民中。
在道德缺失,法制意识淡漠,无人疏导农民不良情绪的背景之下,一旦有人因琐事对他人或者社会心怀怨恨,那么,出现稻玉村3组这样的恶性事件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讲,推行农村道德建设也许比农村物质建设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