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去看了电影《唐山大地震》，失望是多了一些的，感觉媒体对这部电影的包装与炒作有些过了头。不是说《唐山大地震》不好，只是对比冯小刚的其他作品，没那么好而已。

    翻翻别人的影评，几乎谈的都是意义，反而对电影本身议论的很少。我狭隘地以为，这是不对的，不能说对象是伟大的，过程也就跟着伟大，以至于结果不能不伟大。

    冯小刚是一个难得的会讲故事的导演，甚至不输给拍《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时的老谋子。所以我相信，如果不是受制于影片的时长，未经剪辑的《唐山大地震》会比现在的要好得多，至少在故事的叙述方面不会存在明显的硬伤，以至于专业的冯小刚看上去更像业余的冯小刚。陈道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曾说：“目前的电影里，父亲王德清和女儿方登这条线还是有点突然，有点硬。”顺着这句话，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董桂兰这一角色就不难发现，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误解了这位由陈瑾饰演的女军医。为什么她在世时一直比较嫉妒丈夫和养女的关系？为什么她始终不能对养女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释怀？为什么她一面怀疑是否能维持这个家却又一面将无私的爱都倾注在了养女身上？这些问题单靠观众的想象力是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档案的，但由于“片长那么点儿，每个人物都要拎一下”原因，冯小刚也只能无奈地徒呼奈何。另外，从情节上说，影片经常流于俗套。比如方大强的娘要将方达接回济南老家的那一场戏，有经验的观众甚至会早早准备好，等着长途客车在李元妮的注视中停下。还有，为了让少年方登原谅母亲李元妮当初的“选择”，影片也顺理成章地让成年方登在汶川地震中亲眼目睹了另一位母亲的“选择”，观众几乎是仅凭本能便准确地预感了那位母亲会做出不愿救援人员作出更多的牺牲而要求为女儿截肢的“义举”。这样的例子在影片中并不鲜见，冯小刚带来了十足的诚意，却并没有什么新意，《唐山大地震》甚至可以经过解构还原到他其他的作品中去，同样的手法，同样的用意，唯独素材是特殊的“唐山大地震”。冯小刚的催泪功底好得没话说，但我个人为以为，如果不是“唐山大地震”，这部影片还不及《甲方乙方》中的“好梦一日游”公司为帮助为帮助身患癌症的无房夫妇做一个“团圆梦”，而将自己（姚远与周北雁）准备结婚的新房贡献出来的悲剧意义更为深刻。当然，公平起见，我们得用十年前的眼光或者想象是十年前的自己在观看《甲方乙方》，才能得出我所说的结论。

    身旁的人一直在哭，我却迟迟流不出眼泪。反思自己没心没肺之余，我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一个有关于这篇文章题目的问题。回想冯小刚以往的作品，尽管之前被贴上“贺岁喜剧”的标签，之后转型改拍正剧或悲剧，但他似乎并非一个喜欢“被定义”的导演。冯小刚应该是很乐得自己的作品被观众多元化的解读的，甚至会因为自己的作品在中国称得上真正的“大众电影”而引以为豪。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导演，自然不会希望自己的作品纯洁的像一张白纸，或者仅仅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便将自己掏空，说完所有能说的话。但这一次，冯小刚在面对“唐山大地震”这样一个敏感得几乎危险的题材时妥协了，他甚至默认了这是一部“哭戏”，任由舆论的宣传造势影响着每一个还未走进电影院的观众的潜意识，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商业操作，使得没看过影片的人像追求髦似的争看，而看过影片的人则好像孩子考上大学的家长，不知哪里来的扬眉吐气的劲头，凑到一起还要相互打探“你哭了吗”，若是没有从头哭到尾或是比别人少流了几滴眼泪，连说话都泄了几分底气，仿佛不及他人善良。于是乎，观看《唐山大地震》无形中成了一个悼念仪式，只有去看了，并且哭了，才算是对“唐山大地震”中死难的同胞有了一个交代，坦白说，我很不喜欢这样的道德捆绑。我也想过，我是否过于偏激地看待这个问题，毕竟这只是一部影片，吆喝吆喝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当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将注意力放到了影片的票房上时，我确定自己的担心是没错的，我说的那种暗中的商业操作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如若不然，就是我们的媒体太过肤浅，思维还停留在评价一部影片的好坏，只是为了证明票房是否名至实归的阶段。不过，我们的媒体也真的是肤浅，仅仅因为《唐山大地震》比《2012》把镜头拉得更近，让观众得以在更近的距离目睹灾难中人们的悲惨遭遇，便被定性为现实主义电影，我很想知道，这些撰写影评的媒体人士，是否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现实主义？

    媒体喜欢训练观众的情感我倒还可以理解，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观众同样乐得被训练。因为朋友的推荐，看了一期《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位参赛的丈夫称愿意为妻子装猪，然后在晋级失败的情况下要求评委给予妻子唱一首歌的机会。面对现场观众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场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妻子唱歌不赖，为什么夫妻俩不同时报名，各参各赛，不但晋级的概率会大大提高，而且避免了万一评委铁面无私拒绝丈夫请求以至妻子不能献技的遗憾？我不否认这样的电视节目有让很多普通人梦想成真的积极一面，但问题是，如果媒体把这些普通人仅仅作为赚取收视率的或道具，而那一个个所谓的平凡并伟大着的感人故事不过是一个个排练出来的小品，参赛者们不过是在利用草根儿的身份表演艺人们那一套的话，我们所认可的某种意义是否就变了味呢？印象中，国外的电视节目似乎很少像我们的电视节目一样喜欢拿残疾人做噱头，就像在国外，流落街头的乞丐看起来都像艺术家，而在我们这里，生意最好的往往都是身体严重损害畸形的残疾人，我禁不住在想，这会不会是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这样想有些残忍，但谁能否认当一个卖艺的乞丐与一个卖身的乞丐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更习惯于同情后者，以至于忽视了二者都是乞丐的事实？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达人秀》乃至其他的一系列的选秀活动，所选的“秀”似乎已经从“才艺秀”变成了“情感秀”，一个本来是展现老百姓才艺的舞台，逐渐异化成了一部分人表现同情心的平台，媒体、评委、现场观众、甚至是参赛者本身联合起来为电视机前的我们上演了一出情感盛宴，接着便是我们不甘人后地要表现我们的同情心，告诉别人我们感动这个，我们支持那个。然而，这些美好的情感有多少会最终真正留在我们心中？

    我实在不敢想象，当我们的情感因为经过训练而统统变得麻木时，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我们的同情心会变得如同假面的微笑一般，看新闻的似的关注完这一条，再关注下一条，而实际上我们对哪一条都没有印象？汶川地震时，我们每个人的同情心都在急剧膨胀，然而很快，那就只不过是一个有些模糊的记忆了，等到汶川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伴随的更多的是负面新闻，于是我们又立刻咬牙切齿，因为我们的同情心被辜负了，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从正面到负面的日子里，汶川人是如何过来的。再等到甘肃舟曲爆发泥石流，原本汶川地震时人人欣慰的“全国哀悼日”却莫名招致怨声载道，理由或许很简单，不够新鲜而且麻烦罢了。从这个角度说，唐山人是幸运的，好在今天还有这样一部电影在呼唤曾经的记忆。从意义上讲，唐山的涅槃不亚于深圳的崛起，但显然，它被忽略了，我们本就有忽略伤痛的习惯，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现今的中国有很多汉奸做着“如果抗日战争失败”的白日梦的原因。

    不过，我由衷地不希望《电影大地震》成为任何形式与意义上的悼念，因为这注定是来不及的。